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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很高興，這兒整天都很冷。鐵鏈慢慢從牆上出來。我對父親很生氣。我會做給他們看的。我會再做那次做過的事。我會大聲尖叫，大聲地笑。我會在牆上跑，最後我會倒掛著，笑著，到處滴綠汁，直到他們道歉說他們以前對我不好。
如果他們再想打我，我會傷害他們的，我會的。
（孫杰 譯）
黑暗之心
相對而言，許多將文字技巧用來寫作短篇小說的作家，在科幻小說領域均是新手。誠然，善於捕捉人物、形象和語言的細微差別的創作在科幻小說中並不罕見，但在科幻小說領域，由於科幻小說對人類對變革的反響十分關注，從而產生了一種觀念，科幻小說創作的興趣不得不與這一觀念保持同步。
有一位名叫西里爾·Ｍ·考恩布魯斯（１９２３－１９５８）的作家，他將藝術蘊含於前景敘說的進展之中。３０年代後期，一群熱心於科幻小說的紐約青年，將自己組成未來主義者流派，考恩布魯斯是當時最年青的一員，在所有成員中，他形成了最為獨特的風格，倘若不是最多產的作家的話。弗雷德里克·波爾，另一位比他大三歲的未來主義者，十九歲就當了編輯，從他的未來主義者同伴那裡購進小說，這並不是因為他忠於未來主義者，而是因為他的科幻故事數量甚少，他的夥伴們又是非常出類拔萃。在他的回憶錄《未來的憧憬》中，波爾評說道：“西里爾·考恩布魯斯生來才思敏捷，脫口成章。我發表他第一個故事時，他極年青，缺乏經驗——大約只有十五歲。但是他學習故事結構寫作技巧進步神速，從來不必為句子的構建而費心。”
未來主義者們也以不同的方式組合，協同創作了不少作品，考恩布魯斯正是以一位合作者的身份取得了最大的聲譽。二次大戰期間，他當過步兵（“在布爾奇戰役期間，他整天心驚膽顫地扛著機槍，”波爾如是說），戰後考恩布魯斯重返科幻小說創作舞台，用自己的真名寫作，不再使用他和其他未來主義者們愛用的五花八門的筆名。他創作了優秀的《小黑袋》（１９５０）、《行進中的蠢貨》（１９５１）、《心靈的蛀蟲》（１９５０）、《無聊季節》（１９５０）、《戈麥斯》（１９５４）以及《捕鯊船》（１９５８）。
他在芝加哥的電台聯合出版社擔任了兩年編輯，於１９５１年重操舊業，致力於寫作，主要是因為科幻小說嶄露頭角，前景看好，部分原因是他與波爾當時的妻子朱迪思·梅里爾的合作相當成功。他們用西里爾·朱迪的筆名寫了兩本小說：《火星前哨》（１９５２，１９５１年在《銀河》上用《火星孩童》的標題連載）、《槍手凱德》（１９５２，同年在《驚奇》上連載）。後來考恩布魯斯協助波爾將一個二萬字的開端寫成一部小說，此小說於１９５２年在《銀河》上以《美妙行星》之名連載，１９５３年以單行本發表，即著名的《太空商人》。那時波爾和梅里爾已離婚，正如波爾曾經提及的那樣，他“受到西里爾的庇護”。
波爾和考恩布魯斯一起又寫了三本具有機智詼諧、冷嘲熱諷風格的科幻小說：《搜索天空》（１９５４）、《法律雄辯家》（１９５５）、《狼毒烏頭》（１９５７）以及兩部非科幻小說：《小鎮正在下沉》（１９５５）和《總統選舉年》（１９５６），另外還寫了許多短篇小說，其中有些是波爾在考恩布魯斯去世後數年才完成的，其中一篇《會見》於１９７３年獲雨果獎。考恩布魯斯獨自創作了《起飛》（１９５２）、《市政官》（１９５３）和《不是這個八月》（１９５５）。
１９５８年的一天，考恩布魯斯在鏟雪之後又跑步去趕火車上班，終於心臟病發作，不幸辭世。他為後人留下了許多才華橫溢、充滿睿智的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還有他那永遠來不及寫的、使人傷感地想到可能會成為名篇巨作的一些遺墨。他的大部分小說的核心都體現了他的疑惑、諷刺挖苦、犀利而冷峻的筆調，猶如預告黑暗即將來臨。
《丹福的最幸運者》即是其中之一，此篇發表在１９５２年６月號的《銀河》上，在同期刊載了用西蒙·埃斯納的筆名發表的《美妙行星》的第一節。這一短篇小說預料一種反面烏托邦的未來社會，而民眾卻視作理所當然，欣然接受，同時也簡明扼要地揭示入的靈魂所具有的表里不一的能力，不過，這一揭示未免使入產生誤解。
《丹福的最幸運者》[美] Ｃ·Ｍ·考恩布魯斯 著
梅的下屬魯本是位原子學家，他在第八十三層工作，當雙筒望遠鏡閃爍一下以後隨即一片昏暗時，他知道一定出了什麼事。他在心底里詛咒，並希望他本人不承擔任何後果。從外表看，他平靜如鏡。他微微一笑，將望遠鏡交還阿爾蒙，他是魯道爾夫的手下，維護師，八十九層的。
“雙筒望遠鏡不太好使。”他說。
阿爾蒙將望遠鏡放在眼前，從護欄上方眺望，立即訥訥地咒罵，“比瘋狂的安琪羅人的心還黑，唉？別介意；這裡另有一副。”
這一副很尋常。透過這副雙筒望遠鏡，魯本細細地觀察著下方丹福的一幢幢牆面似乎越來越縮小的高樓大廈以及一排排的遮檐。他內心的擔憂使他無心領略首次從八十九層眺望到的遠景，但是他還是喃喃地發出一聲讚嘆。現在得趕緊脫離這個突然變得險惡的傢伙，設法弄清事情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