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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視上的人是個醫生。他坐在電視機上，兩腳在屏幕前搖晃、（他鞋底的防滑片擦著屏幕），說毒品正危害著現實世界。毒品可以通過改變人的世界觀來損害人的正常思維，直到人看不到現實為止。

　　  “再見吧，趁他信仰未變。”我咕噥著關掉電視，把他攆走了。天色漸晚，我要睡會兒。我還有意識地提醒自己別照處方上寫的做。牆紙已在剝落了。

　　  事實上，現存的只有一個空殼了。乍看像是巧克力布丁做的。可能就是，也可能是毒品砌成的。可能毒品正改變著我們的群體思維——但我什麼也沒注意到。

　　  （鄭曙芩 譯）

　　  現實與超現實

　　  科幻小說是一種特殊的幻想小說。其寫作手法是使幻想世界顯得真實。所以，科幻小說中幻想與現實同等重要；因為對故事事件的理性解釋會降低故事的可信性，也將大大減少故事的科幻成分。這明顯產生了一個矛盾：科幻小說是幻想小說中的一種，但幻想成分越多，就越不像科幻小說。

　　  第_次世界大戰產生的空前恐慌造就了小說分類體系以外的新的類別，“達達主義”便是其中之一，“達達主義”在藝術、寫作上拋棄了整體秩序這個概念，採用了故意瘋狂的手法。約在１９２４年，它發展成“超現實主義”。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說：“事件無一定順序，猶如夢中經歷的一系列雜亂無章的事件或回憶。”“荒誕劇”採用超現實主義手法把人描寫成一個在不可知世界中傍徨的動物，“反現實主義”不再像現實主義那樣依賴於情節Ｌ、背景、意圖、人物刻劃、因果關係，有時候還有邏輯。早期的反現實主義作家有喬伊斯和卡夫卡。當代反現實主義作家風格不盡相同，主要有塞繆爾·貝克特、喬治·劉易斯·伯吉斯、約翰·霍克斯和約瑟夫·海勒。  

　　  或許反現實主義註定要在科幻小說中占一席之地，而超現實主義則重新規範了科幻小說的夢想。經過“新浪潮”的試驗，反現實主義與超現實主義成為描述世界的怪異特性人類奧秘的新手段。

　　  喬治·亞歷克·埃芬戈（１９４７－）一直被認為是超現實主義作家。他出生並成長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兩次入學耶魯，一次入學紐約大學，都因致力創作而最終未完成學業。他參加了１９７０年克拉里昂學院的科幻小說寫作班，在寫作班第一冊集子中發表了三篇小說。而他的第一篇小說《８：３０至９：００這檔節目》刊登在《幻想》雜誌１９７１年４月號上。他１９７２年的《最後的戰爭》和１９７３年的《沙上城》均闖入雨果獎提名的最後名單。

　　  埃芬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熵對我的意義》（１９７２）受到廣泛讚譽，併入圍星雲獎提名的最後名單。１９７３年埃芬戈獲最佳新作家坎貝爾獎第二名，傑里·普爾內爾名列第一。那以後，他寫了《親戚》（１９７３）、與加德納·多索伊斯合寫《藍色惡夢》（１９７５）、《那些溫柔的聲音：太空普羅米修斯傳奇》（１９７６）、《命喪佛羅倫斯》（１９７８－１９８０年以《第三代烏托邦》為題重版）、《英雄壯舉》（１９７９）、《記憶中的狼群》（１９８１）、《關鍵時刻》（１９８５）、《時間之鳥》（１９８６）、《全力消失時》（１９８７）、《太陽之火》和《流放者之吻》（１９９１）。１９７１年和１９７２年，他為《奇妙連環畫》撰稿，又將電視連續劇《人猿行星》的四集改寫成小說《亡命徒》（１９７４）、《逃向明日》（１９７５）、《通向恐懼之旅》（１９７５）和《猿王》（１９７６）。他的短篇小說收在《複雜的感情》（１９７４）、《不合理的數字》（１９７６）、《骯髒的手段》（１９７８）、《閒樂》（１９８３）和《古老的趣事》（１９８９）中。中篇小說《施勞丁格的貓咪》獲１９８８年雨果獎、星雲獎和斯特金獎。  

　　  《２０世紀美國科幻小說家》中的一篇文章評論道：“他譏諷的才智、對荒誕世間的理解、捕捉細節的眼光和他對不同文體風格的模仿，都使他與喬治·劉易斯·伯吉斯、約翰·巴思、唐納德·巴塞爾姆和湯瑪斯·平瓊媲美。

　　  埃芬戈不喜歡隨意給入貼標籤，也不喜歡“超現實主義作家”這個詞，“超現實主義是個起點，不是風格。”他寫道，“十多年來，我一直用傳統材料創作科幻小說，採用了超現實手法，如：對話特點、背景描寫、故事結構。但除此之外，我又嘗試探討人物性格、動機和面對超現實主義故事範圍外危機的反應。”

　　  埃芬戈在作品中也流露了對當代生活中的不同態度和人２２造物的濃厚興趣。正如羅伯特·西爾弗伯格在為《不合理的數字》所寫的前言中所說的：“埃芬戈的素材包括當代通俗文化的各個普通層面。但他的作品遠遠超過了通俗作品的價值。埃芬戈（像洛杉磯的西蒙·羅迪亞和他的《瓦茨塔群》）有時也描寫球員、瘋癲的科學家和電腦犯罪。”

　　  《捉刀人》於１９７３年在《宇宙》第三集裡首次出版，顯示了埃芬戈的藝術創造力。它描寫了未來兩千年後的世界。小說更多的是對未來的猜測，而不是詳實的描寫（正如最優秀的科幻小說那樣）。小說反映了人的業餘生活全靠大大小小的物質傳輸機。傳輸機主要靠包括人體、意識在內的物質傳輸來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