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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內兩個團體對立的狀態，發表過演說，表示出不能再容忍的態度；而鮑羅庭和中共的反應
是太遲鈍了；以致“三二○”的不幸事件，終於上演。這些往事，即使現在看來，似也不能
責備中共中央和我自己的處理不當，主要是由於鮑羅庭的太過自信，沒有掌握時機，在這次
大會上解決問題。
①汪精衛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說這個特別委員會的組織，是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
府委員會軍事委員會聯席會議決定的。其實，這只是形式上的決定；實際是由鮑羅庭所主張。胡漢民所作《革
命過程中之幾件史實》（載《東方雜誌》三十周年紀念專號）一文說：“其時精衛亦在汝為（即許崇智）處，
力主邀鮑羅庭來，他說：‘必須請鮑先生來，大家共同研究’，鮑羅庭來後，便說：‘應該組織一個特別委員
會辦理此事’。於是開臨時會議，由鮑羅庭提出汪兆銘、許崇智、蔣中正三人為特別委員，將當時黨部政治
委員會議國民政府各機關職權，一律交特別委員會統制。”這是可信的。
②據楊幼炯著《中國政黨史》（一六六頁—商務印書館出版）稱：“此次大會完全在共黨操縱之下，全體
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共產黨員約占五分之三。”這不特與我所記憶的有很大的出入，而且也與當時中共中央
的決策是相左的。
③胡漢民以全體代表的票數當選，汪蔣均較胡少一票，本應列為各中委之首；後經大會秘書長吳玉章商
得汪精衛同意，將胡的排名改列在汪蔣之後。
第十一篇 三月二十日前後
第一章 中共中央的煩惱
一九二六年一月下旬，我回到上海後，深感中共中央在政治上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境，多
半為留在國民黨內這一政策所桎梏了。列寧曾說過“人不如雞”，當雞被置在一個粉筆所畫的
圈子內，它會自己跑出來；但人卻往往會站在自己用粉筆所畫的圈子裡，跳不出來；以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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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譬喻來形容當時中共中央的處境，實在貼切不過。
當中共中央討論我“廣州之行”的報告時，都覺得中共留在國民黨內這一基本政策，與
上海廣州間的爭論有直接關係。大多數中共中央人員，以陳獨秀為首（包括我自己），都認為
根據鮑羅庭將國民黨左派和共產派合併為一的所謂進攻政策，發展下去，不外兩個結果：一
是中共霸占國民黨中央的領導硬幹下去，身居領導之銜，卻無軍事實力做後盾，國民黨黨員
包括左派在內都會群起反對；終將因樹敵太多，形單勢孤，不在國共紛爭中垮台，也會被帝
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優厚勢力所摧毀。二是中共軟化下來再也不談獨立的政治面目，將自身也
變為國民黨左派的一分子，專為現在廣東的左派領導捧場，但這是吃力不討好的辦法，降格
之外還要自食苦果。如果否定鮑羅庭的意見，照中共中央原定的政策進行下去，勢將走到退
出國民黨之一途。何況在國民黨以黨治國的原則之下，改採黨外合作的方針既不可能，又無
多黨組成的國民會議或聯合政府這一套辦法可資憑藉。
在這種尷尬局面中，我們之間的意見也有分歧之處。彭述之曾斥鮑羅庭慫恿廣東區委同
志反對中央決議，是破壞中央領導的行為。他並且質問我為何不將中央決議公開發表出來，
並命令廣東區委同志遵照執行。這些話的用意，自然包含了對我的不滿。瞿秋白則有相反的
看法；他稱許我在廣州時，能持重視廣東同志意見的態度，認為既能大體貫徹中央的主張，
又能不暴露內部的分歧意見。
恰在這個時候，我們又接到廣東區委會的一份文件，指責中共中央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
大會前所採取的退讓政策；主張改用向右派進攻的策略。中共中央認為這個文件是在我離開
廣州以後，他們根據鮑羅庭的意旨而作成的。我們多數人曾明白表示不能接納這個文件的建
議。
我們討論的結果，決定等候共產國際指示；對廣東區委會的文件，也暫不予以反駁。這
時，威金斯基已在我返上海之前，就回莫斯科去了；鮑羅庭又將繼之回國；他們顯然要在莫
斯科作一番徹底的商討。中共中央沒有派代表去莫斯科參加這種討論，但又勢必等候他們討
論後的指示；這使我們覺得是不合理的憾事。雖然如此，中共中央自始就有尊重莫斯科的傳
統，對此似也只好安之若素了。
中共中央不能根據自己所了解的情況，獨立自主的速決速行，而要聽命於遠在莫斯科、
對中國實情又十分隔閡的共產國際；這是一切困難的主要根源。而且一九二五年底，俄共第
十四次黨代表大會上，史達林幹部派和托洛茨基、季維諾夫、卡未尼夫的聯合反對派，正展
開了激烈的鬥爭；因而莫斯科對中國問題似未能全神貫注；我在上面所說過的廣東方面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