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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這次行動，我們事先毫無所知，根據我們直接獲得的資料，認為中央紅軍這次行動是在
敵人的壓力之下，不得已的退卻行為。我們不敢斷定他們是否能阻止敵人的追擊，是否能在
西南地區立足，但確認中央紅軍不能在江西立足，是整個蘇維埃運動受到嚴重打擊的表現。
根據這些估計檢討紅四方面軍今後的方針，我們都主張今後應配合中央紅軍的行動，力
求向外發展，不必死死守住這個川北蘇區。川北是擠掉了汁的檸檬，單憑這裡要求發展是不
易的。這種看法，有兩個主要理由：一是我軍的強制彈藥，質素愈來愈低，兵力人數雖在五
萬左右，但實際能作戰的槍枝不到兩萬，其中多半是土製貨，是從四川軍閥作戰繳來的次等
貨色，而且槍枝在作戰中損毀極易。因而，同志們多引以為憂，認為只有與蔣的嫡系部隊作
戰，才能繳獲較好的槍彈來補充自己。二是川北蘇區經過戰爭的蹂躪，糧食及其他必需品均
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黃不接的時候，可能發生饑荒，如果紅軍死守在這裡，不僅不能為人民
解決糧食問題，恐將與民爭食。
這次會議並未形成具體決議，只是由會議授權首腦部相機處理一切。我們為未來的行動
開始做些準備。四川軍閥受著江西紅軍被逼離開老根據地一事的鼓勵，又蠢蠢欲動，到處發
動規模不大的進攻。我軍主力則集結在離前線較遠的戰略要點上，僅用少數兵力在前線與敵
周旋。我們抽調中級以上的幹部，組成軍事高級訓練班，其主要任務是研究全國各地的軍事
情況，特別是較廣闊的西北地區的一般情況。
這個訓練班最初是由負傷病癒的幹部組成的，後來陸續從軍隊中抽調幹部參加；直到我
們與中央紅軍會師之後，才改組為紅軍學校。擔任這個訓練班主任的，就是負著重傷的原第
九軍軍長何畏。他原系香港的洋服工人，參加過一九二五年的省港大罷工。在蘇維埃運動時
期，參加過廣西越南邊境的游擊戰爭，曾與越南革命黨人一起在越南與法國軍隊作戰，一九
三一年他被調到鄂豫皖蘇區任紅軍的團長，先後負傷十一次。這多次的槍傷，使他成了殘廢。
因此，這個訓練最初還是帶有點休養的性質。
我們事實上放鬆了對四川軍閥作戰。僅有的偵查電台，日夜不停的工作，只有小部分時
間用在偵查四川敵情。多數時間用來偵查中央紅軍行進所在及其四周敵情。中央紅軍行進到
廣西貴州邊境地帶時，我們即開始供給中央紅軍情報。這是一件相當繁重的工作，偵查電台
每天都譯出敵軍大批密碼電訊，再由參謀人員扼要作成通報，經我鑑定後拍發給中央紅軍，
我們的電台須守候中央紅軍電台出現，有時從晚七時余守候到翌晨三點左右。有時我自己也
守候在電台旁，解答對方的疑難。
至少約有兩個月的時間，中央紅軍是完全依靠我們供給情報（特別是他們由遵義向雲南
方面行進時）。他們日夜在行進中，因而電台沒有時間做偵查工作。每當他們宿營或休息的時
候，立即與我們通報。根據我們所供給的情形，決定行動，發布命令。而我們這種行動，對
於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極盡了耳目的作用。
當中央紅軍退卻到貴州境內時，所有消息，一天一天不利於我們了。追擊的國民黨軍隊
所發出的電訊，誇耀他們勝利。蔣介石的部隊，正從各方面移動，有些已經進到四川的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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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有的經西安向漢中天水移動。四川軍閥，一面表示恐懼，他們估量到達貴州的江西中央紅軍，
將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境內會合；另一方面，蔣介石的部隊也已大批的湧進到四川來，因此
四川軍閥覺得本身防地已不易保持，於是叫囂先解決紅四方面軍，以免南北兩路紅軍互相策
應。
我們配合中央紅軍的軍事行動，是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間開始的。估計中央紅軍將與紅四
方面軍在川北西地區會師，我們義不容辭的要策應他們。我們設想未來的跟均地以川陝甘邊
區地帶最為適宜，但駐守天水廣元線的敵軍胡宗南部，卻是我們實現這個計劃的最大障礙。
十二月間，我軍主力進至漢中的寧羌地區，這是我們入川後第一次向川外的軍事行動。
駐守漢中的楊虎城部因此大起恐慌，派代表質問我們，為何違反原已達成的互不侵犯協議。
我們告以違反協議的不是我方，而是楊虎城自己，因我軍與劉湘部在萬源相持的時候，陝軍
曾越過巴山，騷擾我北面的後方，近來陝軍又積極布置，有響應蔣介石剿共的跡象。但我們
也安慰楊虎城派來的代表，說明我們這次軍事行動的目的，並非占領漢中，而是別有所指。
的確，我們的第一個目的是在找尋胡宗南部對，相機予以打擊。可是胡宗南的主力，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