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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說甚麼，但多少改採尊敬我的姿態。陳雲和趙雲都是初來，遇事向人請教，不願隨便說
話。我那邊區政府主席的職責，伍修權代理得相當順手，他很少來麻煩我。這一切的一切，
都使我能安靜的設計走自己的道路。
我悠閒自得，有時馳騁山野，在農村中留連一番。有時攜帶我的兒子或偕同一些青年，
郊遊談天，我那座山上的故居，是我們常到之處。我參加文藝晚會和觀看球賽，非常熱心，
常常和小伙子們打成一片。我的太太不僅工作繁忙，而且因懷孕嘔吐不適，我此時也有功夫
陪伴她，分擔一些她的工作。在訓練班講粗淺的課，與人下棋以及參加晚餐會等等都是我所
高興的。如此，我渡過了頗為安靜的在延安的最後三個月。
這個時期，我回想到的事特別多，似乎也應當略略提到。
中共是變了質，完全變質了，離我這個創始人之一的最初理想，已相去十萬八千里。中
共在它的短短的歷史中，經過國共合作，蘇維埃時期和國共第二次合作，三個主要階段，其
領導人物從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米夫派直到毛澤東，本書中都有扼要的敘述。
讀者從我的敘述中，可以看出毛澤東的所作所為。他不折手段，追求他個人的勝利，這是不
折不扣的反動的帝王思想，與近代共產主義思想毫無共同之點。毛澤東在共產主義思想掩護
之下，包含著游擊觀念，農民意識，霸道策略，這些貨色也與共產主義不甚相容。
整個共產國際同樣完全變質了，他早已脫離了從馬克思以來歐洲工人運動的軌跡，變質
為史達林式的獨裁。史達林的恐怖主義，在清黨中殺害了以百萬計的人民和革命分子，這顯
然是專制魔王之所為。即使那個親蘇聯的邵力子敘述史達林的殘暴時，也曾向我表示：斯大
林殺害著許多人，世所罕見，中國歷史上的暴君，殺害大批功臣的也有，但很少殺害這麼多
文人學者的。
根據共產主義的原則和中共的黨章，共產黨組織是信仰相同的志願結合，黨組織對於黨
員的最高制裁是開除黨籍，黨員也可以自動脫黨。如果根據這樣的民主性原則，就沒有所謂
叛黨、叛徒等類的罪名，也沒有比開除黨籍更嚴厲的處罰。只因國內外共產黨都變了質，王
明才敢在新疆殺害重要的幹部，否則他會受到殺人犯一樣的判罪。
至於說到抗日，這是每個中國人都應當參加的，根本不分共產與否。中共作為一個組織，
可以與國民黨合作抗日，我單獨行動，也可以與國民黨及全國同胞合作抗日。如果沒有共產
黨的種種約束，人民還可以完全站在民族大義上發揮他們的抗日力量。那種脫離了中共便不
能抗日，甚至被指為反動、反革命、叛徒或漢奸的說法，完全是中共的獨裁偏見，也是對人
們的愚弄宣傳。
我不能領導中共向正當的途徑發展，也不能阻止中共的變質，深感慚愧。我曾枝枝節節
的有過許多次的反抗，都遭受到挫折，足證我無力挽狂瀾與既倒。難道我要像布哈林等人那
樣，聽由史達林殺害嗎？因此我脫離中共，離開延安，完全是必要的，也是應當採取的正義
行為。我有權利單獨行動，自動脫黨，不與殘忍陰謀的獨裁者為伍。但從當時環境說來，脫
黨是嚴重的事，我需要機密處理。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我因前往中部縣參加祭黃陵之便，離開了延安；從此與中共告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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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了。黃帝被視為中華民族的祖宗，其陵墓位於延安西安間的中部縣，每年四月四日都要舉行
一次盛大的祭禮，例由國民政府派大員主持。這一次的祭禮是國民政府特派西安行營主任蔣
鼎文主祭。我以邊區政府主席的身份參加陪祭。在抗戰後的第一年，這種祭禮顯有奮發民族
意識的作用，我選擇在這個時候，離開中共，雖是巧合，也富有政治意義。
我從中部縣出發經過西安，到達漢口，這是我脫離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旅程。在漢口的
時候，周恩來、王明、秦邦憲等曾對我的脫黨行動加以阻難，但我意已決，無法挽回，因而
他們發表指責我的文件，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都相繼宣布開除我的黨籍，這些事都不必細說
了。我當時發表了一篇告國人書，現附在本書之末，以供讀者參考。這個文件是我脫離中國
共產黨的聲明書，標誌著我的共產生涯，至此已告結束。但我在這裡必須聲明一句，這是一
個抗戰時期的文件，他的內容只反映出當時的情況和我的處境。
張國燾敬告國人書
並與中共同人商榷抗戰建國諸問題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印行
抗戰發生，國步艱難，有識之士，僉認救亡圖存，惟有舉國一致，精誠無間，抗戰到底，
始克有濟；而達到此目的之最重要條件，端賴民族意識之高度發揚，犧牲精神之百倍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