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7頁
展之中。六月一日，公共租界內各商家罷市後，銀行工會與錢業公會仍舊照常營業，僅致函
工部局表示抗議，但工部局卻置之不理；英人所辦的《字林西報》反譏以不能團結一致；於
是各銀行與各錢莊也於六月三日罷業了。
英國的死硬殖民者還多方誣衊這一運動是“排外”，企圖造成列強聯合一致對華的局面，
但沒有成功。固然所有中國人不分黨派，都認為五卅運動所堅持的是正義。即外國僑民中，
也有不少的人認為這一風潮，不能與義和團事件等量齊觀。除俄、德以不同程度表示同情中
國外，法、美在華外交官亦相繼公開表示與英、日不同的態度；甚至日本方面，後來也有懸
崖勒馬的打算，企圖讓這股充滿正義的反帝怒火，專向英國人燃燒。
以英國殖民者為首的外力，一開始就企圖把中國民族運動，在其剛出娘胎時加以扼殺，
今既不能如願；於是，繼而實施反對赤化的分化政策。這種分化政策運用的時間很長，範圍
廣泛；在當時主要是對北京政府作誘惑性的讓步，分離大商人與工人、學生等的團結，在國
共之間製造分裂的因素，並打擊中共對工會的影響。這些手段雖能收效於一時，壓住了五份
運動的波瀾，其後對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運動，也施以同樣的手段，使之宣告分裂，但這些舊
帳積累下來，也為促成中共後來能夠順利成功的因素之一。
當時的北京政府，在群情憤激之下（少數北方軍人還有要與英日宣戰的偏激表示），曾有
利用民氣，一致對外，藉以穩固政權的企圖；但它究竟是依賴外力生存的，硬不起來。它曾
根據上海工商學聯合會所提出的要求，向外交團提出抗議；但外交團不是置之不理，就是一
味拖延。而它又為它本身層出不窮的困難所困擾，只能聽任外人一再作拖延性的調查，一籌
莫展。後來，在外人允許召開關稅會議協議修訂稅則的利誘之下，段政府也就樂於裝聾作啞
了。
孫中山先生逝世後的國民黨，正忙於廣州國民政府的改組和肅清不可靠的軍隊。因此，
在這一運動的領導上是相當脆弱的。廣州國民黨的首腦們雖對近在咫尺的省港罷工極力支持，
但對其他各地的反帝運動，則似照顧不及。上海及其他各地的國民黨人固然積極參加了這一
15／185
----------------------- Page 167-----------------------
《我的回憶》第二冊
運動，但國民黨的各地機構卻沒有充分發揮領導的力量，遇事往往先由中共組織暗中決定好
了，再在國民黨部內作形式上的決議。
中共在這次運動中確是一個主角；但也充分暴露了它的領導力的不足。在這次廣大的反
帝洪流中，中共即感人手十分缺乏。黨員們忙著做這做那，往往顧此失彼；尤其是中共中央，
也常不能專心研討決策，而要去應付迫不及待的實際工作。中共中央雖能貫徹這一運動的初
步計劃，卻不能提出適應新形勢的進一步政策；結果，它只有聽任這一運動的領導，脫離了
自己的掌握。
上海總工會這個中共的主要陣地，便消耗了中共上海組織的大部人力。這機構成立於匆
促之間，職員人數逾百，事務更屬紛繁，要安排出一個秩序來，以維持工作效率，已是一件
吃力的事，何況它屬下還擁有一百多個分工會，且大多數是剛成立或才擴大起來的。幹部不
足，自然是捉襟見肘了。
李立三會長代表上海總工會忙於對外，成為工商學聯合的一個要角，無暇兼顧總工會；
而劉少奇則忙著在各工廠區指導分會的工作。這樣，名義上負指導責任的我，事實上只有去
主持總工會內部的事務，有時一刻也不能離開，甚至不能分身去參加中共中央的決策會議。
如是忙了近兩個星期，我的工作才由任總務處長的劉少奇來接替。
上海總工會在初成立的時候，真是門庭如市，每日捐款者總是成百上千，絡繹不絕。捐
款總數固然很大，但捐款人則多系一些小市民。成千上萬的巨額捐款間或也有，但多數還是
捐數百元乃至數十元者。其中有不少的人，背著裝滿大布袋的銀角和銅板來捐獻；還有不少
苦力和窮苦的老太太，拿出他們多年積累起來的金銀首飾或珍藏的銀角子，捐獻給工人。我
們有時婉詞謝絕這些太窮苦的人們的捐獻，反令他們生氣，甚至有因此哭泣的，他們愛國的
熱忱，實是令人感動。
我們收了捐款，按時發放給罷工工人。辦法是每三天分區分廠發放一次，每次每人發罷
工救濟費一元。由於這些工作的進行，罷工的陣容大為穩定。
租界當局視上海總工會為眼中釘，花了不少金錢，製造大批臨時印刷品，中傷總工會及
總工會的職員們。由於我們的反擊，這些活動並未能收到預期的效果，他們又進而收買流氓，
多次企圖搗毀總工會。這種詭計也未得逞。但後來在罷工接近尾聲時，上海總工會卒被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