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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付多方面敵軍的條件。我軍行動原是很秘密的，又有地方武裝的掩護和佯攻，往往使敵軍
不易了解我們的真正企圖。我們特別注意夜間行動和夜襲的戰術，發揮奇襲的作用。我們也
講究構築工事，以減輕傷亡和節約防守的兵力。凡此，似都是劣勢兵力處於內線作戰的環境
下，所應採取的戰術。
我們將每一次的軍事行動看作是一場實地演習。在作戰以前，不惜詳擬計劃，各方動員，
以期發揮獅子搏兔的力量。在作戰以後，又詳加檢討，認識錯誤和偏差，擬出下一次行動所
應採取的新方法，使我們能在行動中求得進步。
紅四軍在白雀園整飭內部的期間，即曾向駐在潢川商城光山一帶的敵軍實施壓力；並在
潢川附近的一個小市鎮上，消滅了吉鴻昌部一千餘人。吉鴻昌因此以“剿匪不力”的罪名，
被蔣介石免職，憤而到了上海。他對紅軍的觀感，因親身的經歷，似有了根本的改變。他與
中共的地下工作人員發生聯繫，對於孫連仲部後來投降紅軍，起了拉線的作用。後來，他參
加了馮玉祥在張家口所組織的反日同盟軍，為蔣介石所殺害。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我軍南移，圍攻駐在黃安縣城的敵軍梁冠英師。我們很重視這一行
動，認為是拔除老蘇區的眼中釘。我們的準備工作也做得比以前周到些。這次行動既有軍委
會主席的命令，又經過高級將領會議詳細研討，決定整個行動的計劃，最後又由高級軍事長
官召集中下級軍官開會，詳細講解執行這一計劃的每一步驟。
政治工作在這次戰役中，也顯著的發揮了作用。中共軍中的政治委員，有監督同級軍官
的特權，同級軍官的命令，非有政治委員的副署，不生效力，必要時，政治委員並可撤換或
逮捕同級軍官。但在紅四軍中，軍官都是同志，我們認為政治委員的監督特權，只能適用於
那些非同志的軍官，因而改採同級軍官與政治委員，分負軍事與政治責任的平等制度。
由於這種平等制度，在決定軍事行動計劃時，軍委會政治部和各級政治委員會，須提供
有關這一行動的政治情況的資料，並制定政治工作計劃。這個計劃的要點，是從政治方面來
鼓勵全軍官兵執行計劃的信心；動員當地的居民和地方武裝等，配合軍事行動；瓦解敵軍；
鼓勵敵軍官兵投降等等。同級政治部等於同級政治委員的辦事機關，也就是由它來執行上述
政治工作計劃。政治委員平時指導政治部工作的進行，戰時則參加作戰。能幹的團政治委員
往往是太上團長，否則亦等於副團長。至於軍中中共的組織，則隸屬於政治部，在官兵中起
帶頭作用。
在這次黃安戰役中，我們決定以各團的政治委員和團政治部，為實施政治工作的主要環
節，所有鼓勵士氣，動員民眾，瓦解敵軍等政治工作，都以團為單位來進行。這樣，軍政治
委員的工作，也就有了頭緒。他只須指導各團的政治委員，工作就能分頭進行。中共軍中黨
的組織是以連支部為基本單位，團政治委員指導各連政治指導員和連支部書記，就能如臂使
指。
我軍按計劃到達黃安城下，首先掃蕩了城外的敵軍梁冠英部前哨據點，敵軍全部退守城
內。我軍重兵則駐在黃安城的西南面，其餘東北兩面則由地方武裝監視。我們的目地是斷絕
城內敵軍的糧食供應，一俟敵人糧食缺乏、離城退卻的時候，實行在野外予以殲滅。
我軍戰鬥力遠較梁冠英師為優，在數量上我們也多一倍。我們經常能分半數以上的兵力，
壓迫黃安以南宋埠李家集一帶的敵軍，使之不敢前來救援。黃安城內之敵軍曾屢次出城，企
圖奪取糧食，但我們已在城的周圍堅壁清野，使他們無法如願。如果他們離城稍遠，即有被
我們消滅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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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我們很注意改善七里坪區與高橋區之間，灰白區（在黃安城附近）內居民和我們的關係。
我軍的運輸擔架隊均來自蘇區，不在灰白區徵用，我軍所需糧食，半數也是從蘇區運來的。
我軍在灰白區打土豪只限徵發糧食，而且要當地居民公認為土豪的，其糧食才予以徵發。我
們到處公告，不准軍人侵擾當地居民，准許居民舉發，損壞了物件要賠償，借用東西要還，
公平交易，不許強買強賣。由於這些措施，灰白區的人民迅速改採親近我們的態度。
我們動搖敵人軍心的工作也做得很有成效。我們並不禁止人民出城進城，我們所捉到的
敵軍官兵，仍然放進城去。我們用各種方法告訴敵人，外援已絕，糧食將盡，只有繳械投降，
這將受到紅軍的優待，不願從軍者，並可給資遣送還鄉。敵軍士兵攜械投誠或被俘後參加紅
軍，一向是紅四軍的一項兵源。黃安戰役之時及戰役之後，敵軍士兵投靠我軍的人數有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