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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破產，損失也太大了。陳獨秀在這次失敗中，原有重大過失；現在又採取了不正確的消
極態度，那我們不如把全部的失敗責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們自己應站在擁護共產國際
的立場上，反對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這樣才能穩定中共中央的領導。他還告訴我，鮑羅
庭希望他和我能繼續領導中共中央，由他主持理論的研究，要我主持實際工作。
瞿秋白這些話引起了我極大的反感。我覺得在這個緊急關頭，不去實際努力挽救中共的
危亡，卻在責任問題上勾心鬥角，未免太不成話。因而我向他憤怒表示，共產國際的政策是
這次失敗的主因，不真誠的去檢討，反而推卸失敗責任，是不足為訓的。中共中央全體本應
負聯帶的責任，如果我們推在陳獨秀一人身上，是不公道的；且將被一般同志們視為違背道
義，那裡還有甚麼威信來繼續領導。
我們就這一問題作竟夕之談，除了大事發泄積憤外，今後究竟怎樣辦是急待解決的大事。
我確是顯得激動，大有不再理會共產國際，中共自行其是的想法，秋白則較為冷靜，往往乘
機提出些難題，指出我們力不從心，不可能脫離或疏遠共產國際。秋白強調他和鮑羅庭的協
議是為了政治上的需要，不能拘泥於道義。我則不以為然，主張實際政治需要與真理和道義
同時兼顧。
我似難於自我抑制，積愫不吐不快，也顧環得說出的話會產生甚麼後果。我們當時所談
及的事是很廣泛的，不好聽的話自然也不少，事隔多年，我所能大致記憶的，約有下列各要
點：
共產國際的指導錯誤無論如何是洗刷不掉的。中共同志們常說：“共產國際不懂中國情形，
這句話對極了；本來整國共產主義乃至社會主義圈子內，從馬克思直至現在，對於遙遠的亞
洲，一向就感生疏。莫斯科在中國的所作所為，是急功近利，投機冒險的急就章。它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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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革命的觀點出發，總想在中國拚揍起一個大革命，打擊帝國主義，聲援蘇聯，自然不易恰如
其分的了解中國，甚至忽略了中國革命所需要的是甚麼，所能做到的又是甚麼。因此“盲人
瞎馬”、“閉門造車”、“削足適履”和“握苗助長”等等毛病就都發生了。
共產國際這種錯誤指導，主要表現在中共加入國民黨這一政策上。我們不滿共產國際的
指導，向來不願多所牽涉。共產國際不應當輕率的廢棄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定，因為這
決定是既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原則而又富於中國情調的。其次不應當利用孫中山先生籠罩和
統率中共的意圖，乘勢強迫中共全面加入到國民黨去，企圖混水摸魚。等到這個政策之實行
發生了毛病後，仍然一而再，再而三的不顧一切，硬要中共留在國民黨內，因而弄到不可收
拾。
國民黨的領導人物汪蔣胡諸人，大致說來，干國民革命都頗起勁，而且是有深厚傳統的。
他們和蘇聯做朋友，甚至“以俄為師”都可以，但不會讓莫斯科牽著鼻子走。在國民革命道
路上，他們抱著提攜後進心理，大概會容許中共黨員為革命賣力，但不會容許中共在國民黨
內興風作浪。這些道理，說穿了，是極其明顯的。可是莫斯科的好漢們硬是不安分，抹殺一
切，一廂情願的企圖使“國民黨革命化”、“聯左反右”，進到“擁汪倒胡”，“黃埔中心”，“革
命專政”事情弄糟了，還要“迎汪反蔣”。這一切不是自討苦吃的畫蛇添足之舉，便是損人不
利己的胡鬧行為。
這些錯誤的性質從實行的角度看是左傾蠻幹，大都源自莫斯科，它派赴中國的代理人，
更是先後做了許多笨拙和胡鬧的事。錯誤的結果是犧牲了中國革命，整個國民黨都先後反了，
國內外反動勢力氣焰萬丈，中共是血肉模糊一片，而且處在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形勢下，
要圖重振，還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何日！而且圖窮而匕現，反動派的反擊已打到蘇聯身上去
了。這就是瞻前不顧後，一味左傾蠻幹的報應。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如果還不光明磊落的自
我檢討，尋找出錯誤的根源作為鮮血換來的教訓，真是沒有天理！
我們不能說共產國際指導錯了，似乎中共中央就沒有錯，更不可有推卸責任的想法。主
要之點是幼稚的中共無論那一方面也不夠成熟，它一直是從錯誤中學習而長大起來。由於幼
稚，發生了錯誤是不能過分原諒的，因為這會妨礙學習；不能正確的學習失敗教訓，那是錯
誤之尤。有人說過，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指導，中共根本就干不起來，中國革命不會這樣轟
轟烈烈，而且錯誤也會更多些。這種說法也對，但不能因此就不去檢討共產國際的錯誤。應
站在國際立場上，嚴正檢討共產國際和中共的錯誤，注視在中國所獲得的教訓，不再重蹈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