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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聞天和秦邦憲等利用他們與陳昌浩在莫斯科同為“二十八宿”的關係，坦率的問陳昌
浩：“張國燾是老機會主義者，為甚麼四方面軍的幹部不追隨中央而要追隨張國燾？”陳昌浩
告以過去對張某的派批評是不公道的，張領導四方面軍，不僅正確有功績，而且為一般同志
所愛戴，如果中央歧視張國燾同志，將引起四方面軍的重大反感。這些留俄派的分化活動，
就這樣不能收到實效。
朱德等覺得事態嚴重，乃從中調解。他也坦率承認這次兩軍會合沒有弄好，主要是由於
北進的決定太促，兩軍沒有互相了解融洽的機會，以及中央有些人任意批評等等。他憂慮同
志間的隔閡將影響軍事指揮，甚至要給未來軍事行動帶來不良後果，因而他提出了軍事統一
指揮的方案。
軍事統一指揮方案的要點是：強化紅軍總司令部的機構，由朱德任總司令，張國燾任總
政委，負責指揮全軍。以後關於戰略問題由總司令部擬定，提交軍事委員會和中央政治局核
准施行。這個方案並未經過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討論，僅以政治局委員一致同意的名義發表出
來（中央政治局當時不願舉行會議，似是避免談到政治問題）。我為了團結，也就欣然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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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由於這個方案，使這個醞釀中的風潮，暫時和緩下來。
我們內部的氣候好是改變了。團結一致一時是高於一切的要求，中央要人中有人向我和
四方面軍的幹部們懇切表示，他們已經相信我在四方面軍中的威信是多年奮鬥的自然結果，
不是與中央對抗或抹煞中央而形成起來的，此後，將互相信任，共同策使工作順利進行。我
也在四方面軍的幹部會議上發表演說，號召團結。可是這種團結的氣氛，並未能抑制少數人
根深蒂固的偏見，統一指揮方案立即又遇到了實際上的障礙。
我開始在總司令部和朱德一道工作，原來朱德這個總司令不過徒擁虛名，只是中央軍事
委員會的一員，並無獨立的職權和機構。我加入進去之後，也並未根據統一指揮方案予以調
整，一切仍如舊貫。中央軍事委員會和總司令部名雖為二，實則僅為一個機構。參謀長劉伯
承，副參謀長葉劍英、左權，作戰局長張雲逸等均無變動。只有總政治部代主任秦邦憲不願
繼續代理。改由原任副主任的李卓然（留俄學生）代理。原隸屬於我的軍分會人員，概行並
如右路軍總指揮部，以增強他們的領導。我們——總司令部——擬俟他們改組完成之後，再
行酌調一些人員參加總司令部的工作。
我當時最注意的是一、四兩方面軍的團結，因而我任總政委以後，立即下令由右路軍四
個軍中各抽調一團補充左路軍，使一、四兩方面軍互相了解，徹底合作。這個措施曾引起同
志們的興奮。左路軍得到這四團的補充，不僅人力增加，尤其是這四團都帶有較多的子彈，
可以是左路軍得到不少助力。這也是左路軍後來戰鬥力增強的一個主因。我之所以不積極改
組總司令部，也不立即調用四方面軍的人員參加司令部工作，也是示人以無我的精神，使今
後工作的進行，能夠團結無間。
我要求中央軍委會和總司令部職權劃分，工作程序確立。所有原中央軍委會機構概屬總
司令部管轄，各單位直接秉承總司令總政委之命處理工作，一切軍事命令都由它下達。中央
軍委會原屬中央政治局，對總司令部居指導地位，負責審查核定總司令部所擬的軍事計劃和
重要人事變動，不再直接發布軍事命令。
可是，毛澤東破壞了這個統一指揮方案。他這個軍委會主席過去是獨斷一切的，總司令
等於虛設，現在他仍不稍變動。他逕行核閱所有軍事單位的文件，無論是情報、作戰計劃、
軍隊行政，以至人事調動等，同時又逕行批定辦法，然後才交我們執行。這不特使總司令總
政委變成了幕僚人員，簡直就是由他一個人唱獨角戲。
毛澤東這種作風最為參謀長劉伯承所反對。劉伯承認為近代戰爭是有組織的戰爭，不能
憑一個人的才智去處決。他素來主張，作戰計劃應先由參謀長根據情報局長所提出認為正確
的情報，交作戰局擬具方案，再由參謀長召集有關人員並徵詢政工人員的政治意見，擬定初
步計劃，送總司令總政委批准，提交軍委會討論，或徑由軍委會主席審定，然後由總司令部
下達命令實施。我支持劉伯承這一見解，認為我們如能這樣做，不僅可使軍事指揮具有更高
的效率，而且可以免除許多黨內糾紛。
毛這種獨斷獨行的作風，似已成為積習。在這點上，他和蔣介石一樣，不唯緊緊握著裁
決權，而且有發號施令的欲望。換句話說，他不特執行最後的決定權，而且往往不讓任何同
志有建議的機會，就逕行予以指示。毛自負有過人的軍事天才，常以德國近代軍事家毛奇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