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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遠東各國的代表，以及列席的和旁聽的，遠東各國在俄僑民代表和學生，一齊計算在內，
約有一百六十餘人。由共產國際主席季洛維夫（Zinoviev ）宣布開會以後，大會旋即推舉列
寧、托洛斯基、片山潛、季洛維夫及史達林五人為名譽主席。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沙發洛夫
（Safarov），美、印、匈等國的共產黨代表和遠東各國的主要代表等十六人被推為主席，我
也是其中之一。
大會議事日程是：一、由季洛維夫報告國際形勢與華盛頓會議結果；二、各國代表報告；
三、由沙發洛夫報告共產主義者對民族和殖民問題的立場以及共產主義與民族革命政黨的合
作問題；四、宣言。從一月二十一日到二月二日，共舉行了十二次會議，除按議程進行外，
還有蘇俄各機構的代表和一些西歐各國共產黨代表在會發表演說，致祝詞或集體獻旗等等，
點綴得全場空氣頗為熱烈。
開會後幾天的一個晚上，施瑪斯基偕同共產國際一位英文翻譯愛芬（此人後來任史達林
秘書），邀請張秋白、鄧培和我三位中國代表以及朝鮮代表金奎植一同去克里姆林宮。經過
兩次衛兵崗位的查詢，由施瑪斯基出示通行證件，向之說明來意後，我們的車子就停在一座
辦公大廈的門口。約九點鐘時，我們被引到一個小客廳里，施瑪斯基這才說明此來是應列寧
的約見。
須臾，列寧就從隔壁的辦公室過來接待。他出現時樸實無華，毫無做作，完全是個普通
人，很像中國鄉村中的教書先生，絕對看不出是手握大權的革命最高領袖。經過施瑪斯基的
一番介紹之後，談話便在輕鬆的氣氛中進行。
張秋白首先要列寧對中國革命作一指教。列寧很直率的表示，他對中國的情形知道得很
少，只知道孫中山先生是中國的革命領袖，但也不了解孫先生在這些年來做了些甚麼，因此
不能隨便表示意見。他轉而詢問張秋白,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合作。張秋白並
未多加說明即作肯定表示：國共兩黨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列寧旋即以同樣的問題問我，並
希望我能告訴他一些有關中國的情形。我簡一單的告訴他，在中國民族和民主的革命中，國
共兩黨應當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又指出在兩黨合作的進程中可能發生若干困難，不過
這些困難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不久，正在學習著進行各項工作，當努力促進
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勢力的團結。列寧對於我的回答，似乎很滿意，並沒有繼續問下去。
接著他又詢問金奎植有關朝鮮革命運動的情形。金奎植的英語比我們說得較為流利，作
了一番相當詳細的陳述。列寧也對他表示一番鼓勵。繼之，列寧與施瑪斯基用俄語交談；我
們從旁觀察，看出他們的情態十分親切。據我所知，施瑪斯基還是在一九○五年以前見過列
寧，此後就再沒有會過面了。此次相逢，他們暢談著別後境況，以及西伯利亞遠東一帶的和
這次大會中的許多重要問題。那位自命不凡的施瑪斯基對他的領袖極其尊敬，但也極其自然，
而列寧對施瑪斯基似也充分流露著友愛神情。這種親密的同志關係，在列寧逝世以後的俄國，
再也不易發現了。那時，列寧似患重聽，也許由於我們的英語說得太壞，更使他難於聽懂。
他在談話時，總是傾斜著頭向發言者靠近，眼睛裡充滿自信的光芒，全神貫注，一個字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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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肯輕易放過。愛芬的翻譯如果有一個字不甚恰當，他就和氣地加以點明；如果我們說話的意
思不夠清楚，他也要問個明白，看來他的英文程度比在座者都要高明些。
告辭的時候，列寧以親切的態度雙手緊握著鄧培的手，用英語向我說：“鐵路工人運動
是很重要的。在俄國革命中，鐵路工人起過重大的作用；在未來的中國革命中，他們也一定
會起同樣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請你將我的意思說給他聽。”鄧培這個樸實的工人領袖，聽
了我的翻譯後張口大笑，點頭不已，作為對列寧盛意的回答。列寧睹此，也露出樂不可支的
笑容。
這次談話因為翻譯的費時，花去兩小時以上的時間，談話的內容卻很簡單。我們一行四
人，對於這次晤談都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晤談時那種友愛親切的氣氛，使大家事後稱道不
已。在中國共產黨中委中，我是唯一見過列寧的人。我就覺得他是俄國革命的象徵、是一位
純正的教主。我從未在其他的蘇俄領袖身上看見過和列寧同樣的品格，好像他們都染上了一
些其他的味道，如官僚氣、俄國味之類。
列寧一開始就向我們提出國共兩黨能否合作，顯然是他所注意的一個關鍵問題。在遠東
勞苦人民大會上，中國問題的中心是各派革命勢力的團結；不用說，國共兩黨的合作，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