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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曾轟動一時。
第八篇 孫中山北上及逝世
第一章 黨內對孫北上的爭執
我出獄以後，全部的局勢似乎都變了。首先是中共內部的反國民黨傾向的增漲，在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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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北上一事上表現出來。中共北京區委會認為孫的北上，無異與北方軍閥妥協，因而產
生了北京的國共兩派分裂的危機。
這時，中共北京區委會書記是趙世炎。中共中央在第三次代表大會後，逐漸實施委派下
級黨部負責人的辦法；趙世炎就是由中共中央委派來的。他很年輕，在五四時系北京高師附
中學生會的代表，當時我們把他看作小弟弟。他中學畢業後，即赴法勤工儉學並加入了中共。
我入獄後，他才回國；即受任中共北京區的領導職務，自然是缺乏聲望和經驗的。但因他讀
了一些共產主義的書籍，能說能寫，熱誠負責，獲得北京一般同志的敬佩；同時，李大釗先
生和其他一些重要同志，在直系當權的後期（即我入獄後）度著地下的生活，不能公開活動；
於是，趙世炎就一時成了北京中共黨務的重心。
我出獄後，趙世炎熱誠的招待我暫住在他家裡，因此，我們有過約兩星期朝夕相聚的機
會。他曾給予我極好的印象，我覺得他在法國留學四年，有了極大的收穫，但我也很快的發
覺他在政治上的看法與我分歧頗大。
趙世炎認為孫段張的三角聯盟，是標誌著國民黨政策的重大轉變，無異是拋棄了國共合
作的革命政策，轉而與軍閥實力派圖謀妥協。他也表示過，中共的政策並不是支持國民黨左
派，反對國民黨右派；而是反對國民黨整個的現行政策。他的這種看法，在當時可以代表北
京多數同志的意見，而且有其發生的根源。
一九二四年五月中旬—我在本書第六篇第四章說過—汪精衛、張繼與陳獨秀間曾為中共
在國民黨內的黨團問題舉行談判。那次談判不僅沒有獲得協調，且使相互間的關係多了一層
陰霾。在那次談判中，陳獨秀堅持原有立場，不肯取消在國民黨內的中共黨團組織。國民黨
監察委員鄧澤如、張繼、謝持遂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八日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對共產黨
提出一個彈劾案，認為中共在國民黨內的黨團組織，是違反紀律和危害國民黨的。
這個彈劾案並未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所接納。一九二四年八月所舉行的國民黨中央
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決議“……中國國民黨對於加入本黨之共產主義者，只問其行動
是否合於國民黨主義政綱，而不問其他……”黨團問題表面上就這樣輕描淡寫的過去了；但
實際上問題並未解決。一般國民黨員為黨團問題或多或少的視中共黨員為異己；而中共黨員
則認為國民黨人之挑起黨團問題，是企圖取消中共的存在。雙方情感由是諸多隔閡。在我出
獄以後，從一些同志的談話中，充分體察到對立暗潮正在擴大。
孫段張三角聯盟問題乃成為兩黨分歧的爆發點。在反直戰爭的過程中，這種分歧表面化
了。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爆發了直系齊燮元、孫傳芳與段系盧永祥間的蘇浙戰爭。九月十五
日奉系張作霖向山海關進兵，第二次奉直戰爭由此開端。九月十八日，孫中山先生出發韶關，
率師北伐並發表北伐宣言，支持浙盧和奉張，以圍攻直系的曹吳。後來，雖因廣州的商團事
變未能實現北伐計劃，但各地的國民黨員卻為這件事所震動。
據同志們告訴我，在反直戰爭爆發後，國民黨右派和一般熱衷於權勢的人物，對於孫段
張三角聯盟存有極奢的幻想。他們認為現階段不應該反對所有的軍閥，而應該只反對直系的
曹吳；不應該反對所有的帝國主義，而應該反對支持直系的帝國主義者；現在政治的主題，
在於實現孫段張的三角聯盟，而不再是國共合作。中共則仍認為反對一切軍閥和反對一切帝
國主義並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國民黨的既定政策，不容有所曲解；利用段系奉系去反直是可以
的，但與親日賣國、臭名昭彰的段祺瑞張作霖妥協則萬萬不可。
兩黨黨員因這個分歧而發生的一些爭執，我出獄後同志們曾向我談過；不過現在我都記
不清楚了；只有一幕是一位親身參加這次爭執的朋友，在我於一九四九年後流亡到香港時才
告訴我的。據他說：一九二四年九月初，蘇浙戰爭爆發後，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曾在上海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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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總商會舉行群眾大會，參加的多是大中學校的學生。由上海執行部青年部長葉楚傖任主席，
並由五四運動時曾任上海學生代表的何世禎報告開會意義。他說明：國民黨應聯合比較進步
的軍人，如段祺瑞、張作霖、盧永祥等共同打倒最反動的軍閥曹錕、吳佩孚及其直系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