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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等。我們鑑於上海環境的限制，決定人數眾多的大會不必經常舉行，以免遭受麻煩。大
會旋即推舉陳獨秀、蔡和森和我組織一個宣言起草委員會，俠起草完畢後，再召開大會討論
通過，並選舉新的中央。
起草一個政治宣言確是這次大會唯一重要的任務。我和蔡和森又推陳獨秀先生為執筆
人。他花了約兩天的時間起草好了第一次的初稿，提交起草委員會討論。起草委員會又連續
開了好幾次會議，蔡和森提出了許多補充和修正的意見，我也參加了一些意見。大會停頓了
約一個星期，又再度舉行，通過了我們所提出的宣言草案。在選舉新的中央的時候，大會仍
認為只要三個委員就夠了。李達表示根據他一年來在中央工作的經驗，還是專門從事寫作比
較適宜些，而且準備到湖南去教書，請求不再擔任宣傳的工作。因而選舉的結果，陳獨秀、
蔡和森和我當選為第二屆中央委員，分擔書記、宣傳、組織職務。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是對六月十日所發表的第一次對時局的主張作了一些重要的
補充和修正。這文件列舉中國受列強侵略的情形，較之第一個文件加重了反帝國主義的色彩。
在中國內部狀況上，它仍說到反封建制度，但沒有重複資產階級反封建制度這類的語句。它
模糊的說到中國資產階級的中間性，強調中國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應建立民主主義的聯
合戰線。
這個宣言正式宣告“中國共產黨是國際共產黨的一個支部”；特別強調“無產階級去幫
助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無產階級降服資產階級的意義，這是不使封建制度延長生命和養成無
產階級真實力量的必要步驟”；它仍然以建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為主要政治目標，其內容
主要是把孫中山派的民主勢力認為是小資產階級的或者開明的資產階級，並提出了民主主義
革命和蘇維埃革命兩次革命的理論。
在這個時期，中共中央在事實上力求它的黨員政治態度的一致，這就引起了黨內的鬥爭。
當六月十日中共中央發表對時局的主張時時候，我們曾將這個印刷品分送給孫中山先生及一
些國民黨要人，並表示希望以兩黨為骨幹的聯合戰線能早日實現。
六月十六日，廣州發生了陳炯明軍隊圍攻孫中山總統府的事件。陳獨秀先生當即在上海
的國民黨要人張繼等表示，曾和他一度合作的陳炯明現既已背叛革命，中共即與之斷絕關係
並一致聲討。
中共中央即致函廣州支部的負責人譚平山等，要求他們立即脫離與陳炯明的一切關係，
轉而支持孫中山先生。但廣州的共產黨人並未依照中央的指示去做；陳公博和譚植棠仍在廣
州《群報》工作，並發表一些支持陳炯明的文章。
中共中央為了應付這種尷尬的局面，便向國民黨方面作進一步的表示，請孫中山先生出
面召集各派革命勢力的聯席會議，並聲明中共將不因孫中山先生所受到的暫時挫折而改變其
與孫合作的原有立場，中共將更積極的反對一切支持陳炯明的反動言論和行動，對於廣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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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面個別中共同志支持陳炯明那種錯誤態度，已在設法糾正。
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開幕以後，中共中央再致函廣州支部委員會，嚴厲指責他們對陳
炯明的態度的不當；並嚴重警告陳公博、譚植棠二人，如不立即改變態度，將受到開除黨籍
的處分。負廣州書記責任的譚平山，如仍優容放縱，將同樣受到嚴重處分。結果，由於這些
同志沒有完全遵照中央的指示，譚植棠卒被除名，陳公博則在受到嚴重警告的處分後也退出
了中共，譚平山遭受譴責後暫時離開了廣州書記的職務。
從中共中央貫徹它的政治主張，執行政治紀律這個角度看來，這件事十分重要。但這也
使陳獨秀先生感覺苦惱。他有一種家長觀念，現在這個共產家庭里發生了不如意的事，不免
使他傷感。而且譚平山、譚植棠、陳公博這些人，都是由於他在廣州任教育委員長時，受了
他的影響，才與陳炯明合作的。當陳炯明公開叛變的時候，他們並不能和他一樣的辨別是非，
因而不得不用黨的紀律予以制裁，這就使他不無揮淚斬馬謖的心情。
在大會閉幕後幾天，馬林回到了上海。他對於中共建立政綱的努力澆上了一盆冷水。他
批評聯合戰線是空洞不能實行的左傾思想。
在一次我們與馬林的會議上，他說明孫中山不會贊成聯合戰線，只會要求中共黨員參加
進國民黨去。他說共產國際贊成加入國民黨的辦法，認為是實現聯合戰線的可行途徑。他提
議，中共中央不妨再召集一次會議，討論這個問題。但我們無人贊成他的主張。
不待說，馬林不惜採取一切手段來貫徹他的主張。所謂黨內小組織問題，恰恰給了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