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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夕），我在廣州已經居留了近四個星期，又匆匆返回上海。那時北伐已成定局了，國共兩
黨的聯席會議也確定暫行擱置了。我須返回上海，參加中共中央所舉行的擴大會議；商討對
北伐的全盤政策。
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第二次擴大會議在上海舉行。會議聽取了我“廣州之
行”的報告；陳獨秀彭述之等大多數中共領導人，對北伐的估計未免過低。他們認為北伐軍
能否打到武漢，大有疑問。這種看法較之老成的軍事家加侖將軍的估計，顯然還要保守些。
他們似是太重視了北伐工作中同床異夢的種種跡象，而忽視了傳統的革命精神所能引起的作
用。也許是受上海報紙言論的影響，因當時上海多數報紙對北伐很少作有利的報導。此外，
主觀上他們也許想到，北伐的進展無異是蔣介石反共氣焰的高漲，無意中就有些抹煞事實，
作接近主觀要求的想法。會議所通過的政治議案，曾指出“國民政府之出兵，亦尚只是防禦
反赤軍攻入湘粵的防禦戰；而不是真正革命勢力充實的北伐”⑤。這種看法，事實上使中共
對北伐採取了消極的態度。
當時中共黨員已增至三萬人左右；湖南農民協會已擁有約二十萬會員。中央這種消極性
決議，與當時顯然大有可為的形勢是不相配合的。會議雖然也通過了團結左派、打擊蔣介石
派、強調民族聯合戰線、發動農民進行減租減息、奪取地方政權和漸次發展工農武裝等等決
議⑥，但不免流於紙上談兵。中共中央並未抓緊時機，在北伐中增強自己的勢力。
這曾引起譚平山、瞿秋白和我的公開表示不滿。我們認為反對蔣介石和對北伐採取積極
態度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我們認為北伐是進攻的，是可以奪取武漢的；而不是防禦的。我們
指斥彭述之等的書生之見籠罩了中央機構，只會做空洞文章，忽略了當前實際任務。我們要
求對北伐採取積極行動；因為在北伐競爭中如果落後一步，後果將很壞。但我們這些主張，
被視為“聯合反對派的公開表現”。
同時，廣東區委也對中共中央表示了不同意向。他們強調中央對於農民問題的決議案是
不夠徹底的；主張在北伐進展中要提出“分配土地給農民”的土地革命口號，以期動員廣大
農民完成北伐。這些爭執，就是後來中共中央領導陷於分崩的伏線。
不久，事實證明中共中央多數的估計是錯誤了。北伐軍於七月十一日攻克長沙之後，八
月二十二日攻克岳州，以各別擊破的策略，直指武漢。中共中央這才在這些劇變中，逐漸改
變對北伐的觀點；採用較積極的政策，但已經是落後一步了。
在此時期，我是中共中央動員中共黨員參加北伐戰爭的唯一負責人。前此，我往來滬粵
之間，擔負著緊急任務，自然沒有時間去處理中共中央的經常工作。八月初，我才交卸了中
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主委的職責，由李立三接替，我自己則專任中共中央軍事部的工作。
並確認它具有動員中共組織及工農民眾團體參加戰爭的職能。可是，那時軍事部等於一個空
職，只有兩個年輕同志，在那裡做些從報紙上搜集軍事情報的屑碎工作。
當時，中共中央還遠不能說是一個戰鬥的指揮部。我們在工農群眾運動的工作，雖積累
相當的經驗；但對指導戰爭，則仍是門外漢。在這一點上，我們當時萬萬比不上國民黨。我
們沒有電訊等通訊設備，也沒有可資運用的情報資料，一切只好從頭做起。從領導民眾運動
的機構，轉變為領導戰爭的組織，是需要較長時間的準備的。我所領導的軍事部在北伐狂潮
里，只開始調用少數有軍事知識的同志，派他們到北伐所需要的地方去，作些動員工農群眾
的初步規劃。
我記得我的軍事部當時所做的一件重要工作，是組織了一個派到武昌去的暴動隊。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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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只有八個人，由黃埔第一期生余灑度同志領導。他們的任務是會同湖北方面的同志們，擾亂
敵軍的後方，發動兵變和暴動，奪取敵軍的武器來武裝我們自己。至於其他次要的地點，就
只能派一兩位同志去。當時中共的地方組織也是長於民眾運動工作，我要求他們依據廣東的
經驗，動員工農民眾，配合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行動。
一九二六年九月六日及七日，北伐軍占領了漢陽和漢口，正圍攻武昌；我率領中共中央
軍事部的班底，趕到漢口直接應付戰爭去了。不久周恩來從廣東來，接替我任中央軍事部長
的職務；他帶來了一批軍事工作同志，才重整並擴大了這項工作。因此，可以說在北伐過程
中，中共中央的機構在開始逐漸使自己適應於戰爭的狀況；也是它後來能夠發動多次暴動和
從事游擊戰爭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