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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主義的預備學校，這個團的上海小組預計最先約有三十多人參加，他說這在蘇俄叫作少年
共產黨，在中國則可命名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加入的條件不可太嚴，以期能吸收較多的青年；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也應同時組織，但比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還要鬆懈一些，即是說每個
會員只要有興趣研究馬克思學說就行了，不須參加黨的實際工作。為了加深研究和學習，他
和上海的發起者們還預備派些青年學生到莫斯科去學習，並與在德、法、日等國的留學生通
信，請他們分頭研究和介紹馬克思學說。
在各地發動中共小組的事，陳先生也在加緊籌劃和策動。他曾表示：上海小組將擔負蘇、
皖、浙等省的組織和發展，曾任浙江省參議會議長的大地主沈定一，現正自動大減佃戶應繳
的租額，加上主辦急進周刊《浙江潮》的施存統和俞秀松，他們三人將負責發起浙江杭州一
帶的組織。他自己則擔任在南京、安慶、蕪湖等地物色一些青年發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
他的老友著名學者高語罕那時正在安徽教書，是最先響應的人。陳先生又希望李大釗先生和
我從速在北方發動，先組織北京小組，再向山東、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發展，
如有可能，東北、蒙古和西北等廣大地區的組織發展也應注意。陳先生與在湖南長沙主辦《湘
江評論》的毛澤東等早有通信聯絡，他很賞識毛澤東的才幹，準備去信說明原委，請他發動
湖南的中共小組。李漢俊這位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原籍湖北，正在上海任教，擔任聯絡
武漢的急進人物，大致可找到在武昌教書的老國民黨員董必武，和以能文善演說著稱的後起
青年惲代英等為發起人。海外則以留法的勤工儉學生最有希望，陳先生將與著名的馬克思青
年學者蔡和森通信④，請他在德、法等國留學生中發起共產主義的組織。他說施存統快要到
東京去，和日本社會主義者聯絡及在留日學生中發展中共組織的事，可由他負責。
我住在陳家的這一段時間內，並未見到陳先生及他所提到的中共上海小組的發起者們在
他家裡有任何集議。而且我和這些人先後會面晤談時，發現他們都沒有像陳先生那樣專心致
力的熱誠和集中注意力在組黨這件事上，因而也沒有在我的記憶中留下印象。即與我同住的
李達，那時對組黨一事也不算起勁。他是一位手不釋卷的社會學學者，每天都忙於寫作，沒
有經常參加我們和陳先生的談話，雖然他總是被邀請的。
我對戴季陶卻留下了印象。他和他的太太那時住在新漁陽里六號前樓，和陳先生是近鄰，
室內陳設簡陋，除書籍外只有一些粗糙的家具。他曾向我盛讚陳炯明，稱之為社會主義的將
軍，陳炯明那時任粵軍總司令，駐在閩南的漳州、長汀一帶。這位將軍仰慕新文化，愛談社
會主義，因與在上海的戴季陶、陳獨秀等人經常通信研討。戴季陶曾強調指出，陳將軍的駐
防地區可以實驗社會主義，如社會主義教育、新生活方式以及各種社會改良都可試辦。他認
為馬克思主義大學和理論刊物如《共產黨月刊》等都可在那裡創辦。他並且邀我抽出時間到
閩南去參觀一下，藉此機會與陳將軍交個朋友。但陳獨秀先生似沒有特別重視陳炯明，也許
他和戴季陶的看法不同，也許認為那是孫中山先生的勢力範圍。我也以急欲回去北京，漳洲
之游只好俟諸將來，婉謝了戴季陶的盛意。
我與陳先生的談話繼續了兩個多星期，獲得了全部同意，卻沒有寫下任何文件。我們談
話有時大發議論，扯得很遠，但大體頭緒井然，彼此意見接近，沒有隔閡，使我們都有痛快
淋漓之感。所以沒有形成文件協，一方面是自覺這還是一些粗枝大葉的設想，說不上精確和
周到，另一方面也覺得沒有事先與更多的人詳談，就擬定一些黨綱、政綱、章程、要點、工
作計劃之類，總有點不夠民主。我真誠地支持陳先生的見解和設計，並答應立即回北京發動
一切，這是陳先生最高興的事。我也曾向陳先生強調，在中共未正式舉行成立大會以前，各
地中共小組概由上海小組負通信聯絡之責；並向陳先生提出，我們雖不採取黨魁制，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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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類似黨魁的名義，但眼前少不了一個居中策劃的人，望他暫時負起此責。他也當仁不讓地欣
然答允了。
正當我們的談話大致可告一結束的時候，約在八月二十日左右的一個晚上，我從外面回
到陳家，聽見陳先生在樓上書房裡和一位外國客人及一位帶山東口音的中國人談話。他們大
概在我入睡後才離去，後來才知道就是威金斯基和楊明齋，這是我在陳先生家裡發現他們唯
一的一次聚談。
第二天，陳先生很高興的告訴我，共產國際有一位代表來了，已經和他接了頭，未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