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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志們⑤。我的罪狀是“假傳聖旨”；這個決議是根據張太雷的報告，反謂我未根據中央指
示，去堅決領導南昌暴動，復假傳中央的意旨，去阻止南昌暴動。這與事實正相反，真使我
覺得現在的中央是不顧信義，任意說謊的。不少的同志，曾為我抱不平。他們曾質問中央：
為何不讓我去出席申辯？為何任意顛倒黑白？我也曾有過一封長信致中央擴大會議，申訴我
所受到的冤屈。有些同志還要求瞿秋白中央分派我一項具體工作，他們覺得我雖被開除了中
央委員，但仍是黨員，應受到公平的待遇。
就在同志們要求的壓力之下，瞿秋白不得不來找我。他和我會見的時候，神色很尷尬，
他絕口不提擴大會議以及我被開除中央委員的事，但向我表示：中央的一切決議，是完全根
據共產國際和它的代表的指示的。他說這句話的意思，等於是推卸他的責任，表示我的被處
罰，是羅明那滋的主意。我對於這種解釋，自然是一笑置之。他曾進而向我這樣說明：現在
的中央，也許領導能力不夠，但它在“布爾什維克化”這一點上是有進步的。有些同志，認
為現在中央不免左傾蠻幹；可是他覺得左傾總比右傾好些。他認為我是反動政府所通緝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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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昌暴動的要犯，不便要我擔任實際工作，以免受到危險。因此，他希望我能根據過去的豐富
經驗，隨時向中央提出建議。我曾回答瞿秋白：現在革命受到這麼大的摧殘，那麼多的同志
犧牲了生命，還有甚麼個人的得失榮辱可言呢？總希望中央能夠將工作做好，就是不幸中的
大幸了。我願多了解一些情況，隨時提出意見，供中央參考。他雖表示贊成，但事實上他並
不讓我與聞黨內事務，我偶爾提出一些意見，也被認為是機會主義的言論。
周恩來算是最幸運的。他回到上海以後，立即表示完全擁護八七會議以後的中央；遵奉
共產國際的指示，反對機會主義。同時，他在黨內的地位也因南昌暴動而提高了。他逃避了
南昌暴動失敗的責任，而且由南昌暴動失敗逃到上海來的許多同志，都需要由他去安排；因
此，他在這次擴大會議中，不僅沒有受到處罰，反而重新躋進了中央政治局做一位委員，主
管軍事和特務方面的工作。李立三則相形見絀，仍被擱置在那裡，聽候分派工作。
那位手腕圓通的周恩來，是最現實而又八面玲瓏的。也許他覺得我和他在武漢末期和南
昌暴動中共任艱巨，竟獲得如是不同的結果，有點過意不去。他請求我去指導關於分配從潮
汕逃來上海的一般同志的工作。我在情不可卻之下，答應幫他的忙。我到了一個秘密聯絡從
潮汕來的同志的中心機關，才知道直接主持這個機關的是一位留俄學生何家興。他的太太卻
是和朱德離了婚的賀芝華。她曾隨朱德去過德國，當她從德國經莫斯科回到武漢的時候，鄧
演達、章伯鈞等人，曾和我談到關於她一些不可信任的故事。我因相信他們所說過的話，故
向周恩來說：“那個聯絡機構有點不妥當。因為賀芝華那個女人，也住在那裡，是具有危險性
的。”周恩來那時也許是受了“擺脫機會主義，大膽提拔新幹部”這個觀念的影響，並未接受
我的建議。於是我在那裡只工作過兩個上午，以後也就不願去了。這就是我在瞿秋白的中央
之下，參加過的唯一工作。
我之所以不願參加工作，因我認為瞿秋白中央的暴動政策，是錯誤而極有害的。我並不
在原則上反對暴動，但我認為暴動是要有準備，不能輕舉妄動；要有群眾鬥爭做基礎，而不
是少數人的蠻幹行動。在羅明那滋指導下的瞿秋白中央，卻把暴動當作家常便飯，任何行為
離開了暴動，就好像是機會主義。這樣，所謂暴動政策就走到了“兒戲暴動”、“強迫暴動”、
“命令暴動”的道路上。其效果不是打倒或者推翻反動政權，而是危害自己幫助敵人，如果
說這種暴動是“自殺行為”，也不算是過份。
一九二七年的秋收暴動，是八七會議後瞿秋白中央的暴動政策第一次出籠；他以為這才
是土地革命；較之仍具有機會主義成份的南昌暴動，不可同日而語。當時，兩湖粵贛等省，
繼農運風暴而來的是地主豪紳的瘋狂報復。他們以恐怖手段向農民追繳欠租欠債，農民如稍
有反抗，動輒遭受家破人亡的危險。在農協仍保有潛力的地方，農民們為了秋季收穫不致掃
數為地主豪紳們所勒索而去，在醞釀著反抗，中共兩湖的地方組織也因此提出了秋收鬥爭的
要求。中共中央則企圖擴大這種秋收鬥爭，發展成為實現土地革命的秋收暴動。
在秋收暴動中，中共中央以為只有赤色恐怖才能對付白色恐怖，提出了殺盡地主和燒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