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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深秋了。那位曾和我秘密交談過的劉先生居然被釋放了；他在臨走時，還和我殷殷話別。
我為他的出獄欣慰，似覺得我這個政治犯也增了出獄的希望；但也有點難過，因為此後我沒
有了一個唯一可以談話的人，也少了一個通消息的人。我腦海中更引起許多幻想，劉先生出
獄了，我卻不能，這必定外面不易援助，也許還要坐上幾年。覺得如能在獄中念幾年書，或
可在學問方面得些成就；可惜我只能得到少得可憐的小說書。我仔細一面回憶已往所做過的
事和所閱讀過的書籍，企圖尋找出一些新道理來。
那看守所的院子，是我日常踱步、做體操的地方。有時我會測驗一下那圍牆的堅實程度、
或量其高度，或試聽牆外的聲音，或踩踩腳下的地基。我想逃出去，因此曾想到挖掘地洞、
衝出牢門，用計謀或硬打出去等等。這一切，無非是幻想，自然難於找出頭緒，不過發泄一
下作為一個犯人的憤恨和反抗的心情罷了。漫長的時間總在左思右想，最初占著首要地位的
是我自己和我太太以及其他同難者的安危，其次是外面我的同志們和整個革命事業會因我的
被捕受到可能的影響，乃至他們工作的進展估計等等。日子久了，甚麼辦法都想不出來，自
然就慢慢轉到如何利用監獄中的時間來鍛鍊自己的問題。在散步的時間內，往往想得頭昏腦
脹，有時搖頭，有時做手勢，甚至高聲喊叫出一兩句話來，引得旁觀人的驚奇注視，以為是
神經病發作了。散步累了躺在炕上，天花板就仿佛成了銀幕，海市屋樓和各種形象都會映現
出來。晚上也老是不能成眠，夢魔往往隨著那些幻想的形象而來。這樣我才深刻體會到，一
個人沒有師友的切磋、圖書的參閱、孤單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小天地中的痛苦。無法接觸廣大
社會，個人的思想不免會亂雜無章，拋不開感情衝動，免不了顧此失彼，思想也就不成系統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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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我在獄中的界想對我以後的種種作為頗有影響。大體說來，減少了我這個在當年只有二
十七歲的青年那種勇往直前的銳氣，並磨掉了做人處世太過直率的一些稜角。我那時常想到
而今留有印象的是：我這個原想研究自然科學的青年愛國者，竟成為一個共產主義運動的領
導人，沒有或很少研究過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哲學以及歷史學等，而要想有驚人建樹，
究竟缺乏準備，單憑熱忱，是不夠的。所以還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的好。在中國如何實
現共產主義，我始終想不出個頭緒來。至於對國民革命和民主共和國，我倒有過不少的設想，
認為要有顯著成就，需要一個歷史時期，甚至超過陳獨秀所說的“三十年”也未可知。我的
懷疑點多半根源於“革命”這個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樣迷信革命，轉而認為革命是非常手
段，並不能解決眾多的社會問題，而且革命還會產生一些不良的副產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
蘇俄革命，孫中山所領導的中國革命，中共的長成和馬林等人對我的爭鬥等等，自覺已能有
更深的了解。時“一致”、“組織”、“權力”、“領導”、“政黨”乃至“革命”本身等等這些概
念的理論和實際，也發現它們的正反兩面，有時會是推動歷史前進的動力，有時會是毀滅人
類建樹的魔火。我也了解了馬林對我所使用過的種種手段，在共產黨內發生，是毫不足怪的；
如果對這些事感到驚奇，實在是自己當時的過於天真。
我考慮得最多的還是國共合作這個緊急的當前現實。又想起我入獄之前在上海參加擴大
會議的經過，陳獨秀先生當時所表現的那種狼狽狀態奮國共為黨團問題所引起的爭執，黨外
合作的主張再度提出等等。我為國共關係前途擔心。我一直認為自己的主張正確，在西湖會
議時我站在國共建立聯合戰線的立場上，反對馬林那種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去的主張。在中
共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我反對馬林那種取消中共的傾向，堅持中共須獨立存在與發展。在國
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我一見到孫中山先生就提出允許多黨存在這一根本問題，接著又提
出改組後的國民黨，既然包括形形色色的革命分子，黨章就不宜規定得很嚴格，而應具有廣
大的包含性。我入獄前的種種事實，不是又證明我有先見之明麼？
但我回過來一想，我內心是始終根本反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這一政策的，既然如此，
又為甚麼不堅決表明，還要講求妥協，惟恐傷害和共產國際的關係與中共黨內的團結，豈非
不夠堅強？又覺得僅僅堅持反對意見還不夠，還要有主張，要提得出一個清清楚楚的完整的
方案。如是又繼續想到在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前後我為甚麼不策劃一套聯合戰線的計劃、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