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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合作帶有勉強性質。我曾指著案上一個磁茶杯說：就像這個茶杯，被打成幾片，雖然可以
補起來，究竟不如沒有補的那麼自然，也希望以後再不會有人將它打碎。米夫回答說：共產
黨的組織，究竟不好比作一個茶杯，因為它是有機的東西，共產國際自信有力量領導中國同
志，改正錯誤，並使他們團結合作，只要你答應，我就可以向共產國際報告我們中間已獲得
諒解。我覺得他的話涵有強制的氣味，因而表示我尊重共產國際的裁處。他似向瞿秋白也同
樣表示過，也收到同樣的效果。
米夫的橫加干涉似是過份了，也把事情弄糟了。我與瞿秋白之間的意見雖極參差，但經
過爭論，各自承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和取決於多數，也許事情的解決要自然些。米夫似乎有
一種印象，覺得機會主義、盲動主義以及共產國際或其代理人都錯了，抑或這個或那個中共
領導者錯了，都不易弄得清楚，因而只有由共產國際來強制裁處。這樣做的結果，顯然會使
爭端的解決，不能達到水到渠成的順利效果。各人都覺得受了委曲，而且會埋怨米夫的多事。，
因此，在大會期內，我和瞿秋白雙方都覺得米夫鋒芒太露，有操縱中共的野心。
陳紹禹、沈澤民等在大會中的舉動，也不利於米夫。這些中大學生，被認為是米夫派，
在大會裡任翻譯等工作；他們是後進同志，大多自命不凡。聽了一些代表互相指摘的言論，
不免對於原有領導人物，意存輕視。他們聽了瞿秋白那種“半罐水”的馬列理論，往往在那
里暗中竊笑；覺得自己比他們的前輩懂得更多。對於有些代表，若干不能自圓其說的發言，
他們又認為過於缺乏理論。他們表示既反對瞿秋白的盲動主義，也反對張國燾的機會主義；
似乎今後黨的重任要由他們來負擔了。這一切的一切，都被認為米夫是在那裡培養幹部，來
打擊我們這些原有的領導人物。
向忠發在大會上的活動，也是令人側目，這位在武漢時期任湖北全省總工會委員長的向
忠發，於一九二七年武漢分裂後，來到莫斯科，任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他被共產國際視
為中國無產階級的象徵，他也一切聽從米夫的擺布。因此，他的身價與時俱增，也學會了一
些馬列主義的口頭禪。在這次大會中，米夫與陳紹禹等，便將他當作一張王牌，來批評我們
的錯誤。他也當仁不讓的以陳獨秀的繼任者自居，擺出一副比陳獨秀還要嚴厲的家長面孔，
往往在大會中高聲責罵這個或那個同志，三句話便不離“這是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其實，
他並不是一個受人尊重的人，有點江湖氣，與他共過事的李立三項英等，都知道他的底細，
不免暗笑他的那種扮演。我們多數人總覺得他不能負起領導的重任，也討厭他的“米夫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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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但因中共缺乏領導重心，而又沒有其他適當的人來充當，只好暫時容忍。
這次大會雖有許多不協調的因素，但畢竟在共產國際強力領導下進行，不能沒有冠冕堂
皇的交代。因此決議倒是洋洋大觀，也曾被人據以宣稱是一次最有成效的大會。但細按那些
決議的內容，有些地方混淆不清，首尾不能相顧，甚至埋下了一些暗礁。
這次大會首先確定了中國革命的性質、動力和任務。在國共合作破裂以後，中共的基本
方針究竟應如何，實在是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大會根據布哈林的報告，規定“中國革命現
在的階段，乃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這一革命，具有兩大任務：“第一，驅逐帝國主義
者，完成中國的真正統一；第二，徹底的平民式推翻地主階級私有土地制度，實行土地革命。
①”大會認為：“以上兩項任務，雖然沒有走出資產階級生產方法的範圍之外，但須由無產階
級領導廣大工農兩大革命動力，反對民族資產階級，用武裝暴動的革命方法，推翻帝國主義
的統治和地主軍閥和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建立蘇維埃工農民主專政，開闢中國革命向非
資本主義（即社會主義）的前途進展。②”這個公式，後來就成為毛澤東的所謂“新民主主
義”的藍本。
這次大會批判了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並指出“中國現在並沒有甚麼革命高潮。因而黨
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③”大會認為：在城市中，主要應進行工人群眾的組織工作，和領
導反帝運動，在農村中應利用尚保存著的蘇維埃根據地和少數工農紅軍，依據革命情形的發
展，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因而制定了《關於蘇維埃政權的決議》和沒收地主階級土地，
分配給窮苦農民的《農民土地決議》等等。
中國蘇維埃—即工農民主獨裁—這個概念，或者說這個公式，在這次大會的決議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