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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與社會主義各派領袖人物都有過接觸，各派的理論他也都研究過。他參酌了社會主義
各派的理論，汲取它們的精華；並顧及中國的實際情形，才創立三民主義。他指著一個擺滿
了英文書籍的書架說：“我這些書都是講社會主義的，你都可拿去看。”他似乎已知道一些我
的過去和我在學生運動中的工作情形，所以向我說：“聽說你在學生運動中很注意民眾運動
和工人運動，是嗎？”我告訴他，五四運動時只是以“救國十人團”的辦法來組織民眾，到
了上海之後，才注意調查研究工會的情況。他又闡述他注重工運的道理和事實，並且指著朱
卓文說：“朱卓文同志就是一位工運專家，我們大家可以談談。”
於是朱先生說了一些他多年從事工運的經驗，並著重指出要工人信仰三民主義，尤其是
民生主義，這樣工人運動才有方向。我當時也針對國民黨注意不及之處指出兩點：一是應按
產業、職業、和工廠的類別，將工人組織到工會裡來；二是要注重提高工人工資和改善生活
等問題。孫先生表示：這些都是要同時進行的要點。之後不久，我們的談話就告結束了。我
和孫先生這兩次的晤談，似乎使他對我頗有印象，在以後幾年中，我和他又有過好幾次的會
晤，他不只一次提起這兩次晤談的往事。
當時我和上海各工會團體都有過一些接觸，其中有一個叫作“中華全國工業聯合協會”，
這會裡的職員我大都認識，其駐會理事黃介民也愛談社會主義，與我來往比較密切。該會的
理事長曹亞伯是老同盟會會員，忙於政治活動，不太過問會務。他們在我和孫先生談話之後
幾天，就邀我參加他們的工作。黃介民提出要我擔任這個組織的總幹事，全權整理會務，並
發展組織，以期能夠名符其實成為全國的總工會。他並說明這是孫先生很注重的一件工作。
我經過一番考慮之後，也就應允去試試。於是這個組織的理事會正式通過任命我為總幹事。
一九二○年三月初，這工會在法租界法國教堂的廣場上舉行全體會員大會，到會的有三百多
人，我就在那次的會上發表了就職的演說。
中華全國工業聯合協會號稱有萬多會員，可是經我實地調查，所謂會員也不過是僅僅見
諸名冊而已。實際上只是這個工廠有幾個人，那個工廠有幾個人，多數的會員甚至不知道是
屬於哪個工廠的；也有很多會員根本就不是工人，大概是由一些工頭們因同幫關係介紹參加
進來的。至於它的主要業務又不過是用上海工界名義發表通電，表示支持國民黨的某項政治
主張而已。我很熱心去了解這個組織，但愈了解得多，愈覺得整理工作無從下手，會中其他
職員對此也不感興趣。因此我初期的熱心也逐漸減低下來了。我的職務名義雖仍保留在那裡，
但事實上不常去辦公了。
當年四月間，北京的同學們寫來幾封信，告訴我北京的情形已漸鬆弛，如果我願意北返，
大致已沒有被捕的危險。其實，當時全國各地民眾團體和反日運動仍在繼續遭受北京政府的
壓迫。四月十四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宣布一次短時間的總罷課，反抗北京政府的壓迫行動。
五月六日，全國學生聯合會和各界聯合會被上海法租界當局所封閉。民眾運動和北京政府的
對立日趨尖銳化。但另一方面，當年三月中旬，吳佩孚從衡陽提兵北上，直皖兩系軍閥的沖
突已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也許是因為直皖衝突吸引住北京政府的全部注意力，這才無暇去
對付鬧事的學生。
我檢討我這次南行的經過，北京學生聯合會給我的使命和我自己認為要做的事大致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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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做了。我和羅家倫雖然覺得我們的工作成績不如理想，但我們已竭全力盡了責任。
五四運動中的一些共事的同學們，多半已離開了學校。在上海的幾位北大學生代表都已
畢業，準備出國留學。羅家倫已結束了他的代表任務，在那裡和各方要人及文化界的人士接
觸，準備不久到美國去。五四運動中的另一個要角，風流詩人康白情雖無代表的任務，也同
我們一道活動。他曾在上海徐家匯一個花園裡舉辦名震一時的踏青會，參加的青年男女二百
多少。他為這種交際弄得有點神魂顛倒，幾乎連到美國去深造的事都置之腦後。許德珩是北
京學生聯合會最老的一位代表，他雖早已解除代表職務，但仍和我們形影相隨，一塊熱心工
作。那時他忙著到各地參觀考察，作赴法留學的準備。不久，我們送他搭了開往馬賽的法國
郵船。此外，五四運動中的健將段錫朋、周炳琳等同學也先後赴美求學，路經上海，都曾和
我朝夕相聚。只有我，在北大還有兩年學程，照理自然應該即時北返。
這些同學們都對我說，我如回到北京，仍會受到黑名單的干擾無法安心念書；不如和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