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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方案和未來發展等等，為甚麼不和同志們多作研究，多發表一些文章闡明聯合戰線是惟一
可行的方案之道理？但也想到即使這樣做了，也不能折服馬林，他在西湖會議時所持的堅強
理由是聯合戰線之所以成為左傾空談，首先因孫中山先生不會贊成；任何無視孫先生意向，
而主張聯合戰線的議論，都沒有效用。我悔恨自己為甚麼在西湖會議後也覺得少數中共負責
人加入國民黨，為實現國共合作，形成聯合戰線的方式是可行的，而沒有深刻意味到很可能
會發展為中共黨員全面加入國民黨去的政策，這是何等胡塗？因而我更悔恨我失去了機會，
如果我在一九二二年九月間在張繼家舉行加入國民黨儀式的時候，逕行去會晤孫中山先生，
向他提出改變那種“我即革命，革命者到三民主義旗下來”的想法，轉而容納多黨存在，與
中共和各派革命勢力建立聯合戰線，說不定也可能獲得接納。這等於使他那間“獨資經營”
的“革命公司”，因時移勢易，改為“合資獨營”的“股份公司”，而他仍然是大股東、董事
長兼總經趣，有何不可？我那時若與孫先生多接觸，把他說服，對國事的影響該是多大？但
現在只是事後的先見之明，失去的機會是抓不回來了。到了一九二三年六月間中共第三次代
表大會時，經過馬林長時間的活動，孫越宣言，國民黨已決定改組容共，第三國際的四月決
議等等，已經是很遲了。但那時我仍可設法否決馬林主張並逕行向孫先生進言，很可能仍可
挽救。可是到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那已經是太遲了，我只好表示一點意見之後就揚長
而去。
這樣長時間的苦思，有幻想也有檢討，使我覺得自己的為人需要減少一些少年勇進，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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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多一點老成持重了。我想不清中國革命會如何發展，但認為有多種可能。我只希望往好的方
面發展，即是國共不要鬧得不能開交。事已至此，只有在黨內合作的既成事實下奮相忍為國，
或采友善態度趁早改為黨外合作。即使國民革命成功了，國共也應避免彼此敵對，相打相殺。
這些想法都曾反映到出獄後的言行中去。與我同時出獄的范體仁以及和我爭論過的趙世炎等
同志，都曾說我變得老成了，甚至有人譏諷我經不起監獄的磨折。我並沒有完全否認這種說
法，有一次還向趙世炎等說到親身經歷過二七罷工失敗的教訓，因反對全面加入國民黨，幾
乎被開除中共黨籍，在監獄中有機會細細回味這些往事，因而變得老成些是毫不足怪的。這
也許不是退步了、右傾了，而是進步了、減少錯誤了。
十月初，直奉第二次戰爭的風聲日漸緊迫，監獄的戒備也隨著嚴密起來。關於蘇浙戰爭，
孫段張合作對直、直奉第二次大戰已大規模爆發等一鱗半爪的消息，也傳到我的耳朵里來了。
我熱切盼望直系政權的垮台，那大概會增加我衝出這座監獄的機會。但我也不能露出聲色，
以免惹禍，因而還是和平常一樣過日子。
十月二十三日，一個獄卒暗中告訴我，馮玉祥的軍隊忽然開回北京，連總統府都包圍起
來了。接著，我的房門被鎖上了，我被禁止到院子中去走動。獄卒們都慌張起來，嚴禁犯人
們接觸交談。荷槍實彈的看守兵在監獄外面來回巡邏。二十四日，一個獄卒告訴我，王懷慶
倒了，馮玉祥派了劉xx 接任警備總司令。這些事使我判斷我真有出獄的機會了。
二十五日下午四時左右，我這個不明情況的人，心中還在作多種可能的推測。忽然一個
獄卒將我的房們打開，引著我一直走到警備總司令部的大堂。這個大堂中站滿了大小官吏，
原來是馮玉祥所新任的警備總司令剛舉行過接任儀式。那位新總司令離開他的座位，站在台
子旁邊接待我。我的太太和范體仁也被帶到那裡。我心中有說不出的高興，在那裡想著馮玉
祥竟能這樣好的對待我們、真是出乎意料。但我在極力約束我自己，慎防可能再有不如意的
事發生。
那位新總司令提高聲音問我：“你犯了甚麼罪？”我回答說：“我根本沒有犯罪，審判人
硬說我犯了內亂未遂罪，我是不承認的。”接著他又問：“他們打你沒有？虐待你沒有？”我
回答說：“我個人總算沒有挨過打。”於是，他宣布：“無罪釋放”，並說我是受了委屈，好好
出去休養。接著他以同樣的問題問我的太太和范體仁。我太太的回答是：“我沒有犯罪，但
受到非法的逮捕和拘禁。”范體仁回答的是：他犯了愛國罪，他要控訴他因此所受過的虐待。
那個軍人對他們同樣宣告無罪釋放，並含笑安慰他們。
我們這些政治犯走出監獄以後，同志們和朋友們曾多方慰問我們，這不必細說。范體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