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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也遭受著不少的折磨和經濟上的重大損失①。
同時，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上海總部又被封閉了，這無異取消了中共在上海一切公開活
動的機會。書記部一直保持著普通工會的面目，表面不帶共產色彩，在上海合法存在著，由
於它支持一九二二年春香港海員的罷工，後來又負責召集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成為全國工
會的總通信機關，便引起了租界當局的嫉視。我也早覺察到這一點，作了一些必要的準備；
譬如書記部的辦公處並未存有秘密文件，《勞動》周刊儘量不登煽動性的文字，人員多分散
各地，秘密工作，避免暴露；並聘有英籍律師為書記部的法律顧問。
一九二二年九月間，任書記部秘書的李啟漢突然為便衣偵探所誘捕。由英領事主持的會
審公廨法庭，根據中國禁止罷工的法律，認定李啟漢犯有煽動罷工之罪，處三個月的徒刑，
並驅逐出租界；書記部及由書記部所主辦的勞動周刊均予封閉。我們的英籍律師只要求減輕
處罰，並未根據租界一向准許工會公開存在和允許工人罷工的成規，力為被告洗脫，似未善
盡辯護之責。
勞動組合書記部遭受摧殘，當時中共中央曾企圖反抗。但我們估計到當時還沒有充分力
量發動一次向租界示威性的罷工，即使勉強發動，也不會獲得預期的結果，因而忍了下來。
又為了不願使正在蓬勃發展的工會運動和罷工浪潮受到這不利消息的影響，因而只輕描淡寫
的宣布將勞動組合書記部總部移往北京，並未將被封事件大事宣揚。
當時，吳佩孚卻正在高唱保護勞工的政策。吳氏於戰勝奉系以後，即通電宣稱保護勞工。
由於他這種政策的影響，北方各地和湖北湖南一帶，工會正在公開組織起來，罷工的活動也
可以公開進行，這些地方的工人運動都在欣欣向榮，中共在北京、武漢和長沙一帶的工作，
也得著顯著的發展。中共中央於憤恨上海租界當局壓迫之餘，除決定將勞動組合書記部北遷
之外，十月間，中共在上海的中央機構都先後移到北京了。又因陳獨秀和劉仁靜被派為出席
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的代表，須按期②趕往莫斯科，中共中央在人事上的分工，也因此要有
些調整。中央當時決定：要我專負中央領導方面的工作，在陳獨秀出國期間，代理中央書記
的職務；至於我原擔任的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的職務，則由鄧中夏接替；並指定羅章龍做他
的副手，主編《勞動》周刊。從此，我的工作重心，已轉移到中共中央政治決策方面；對於
職工運動的領導工作，就不是經常直接參預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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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鄧中夏草擬了一個勞動法大綱③，發動各地工人，轟轟烈烈的進行了一次要求取消治安
警察法和由國會制訂勞動法規的運動。他和各地的工人代表們在北京招待國會議員和新聞記
者，希望他草擬的大綱能得國會和社會人士的重視。後來一部分議員確向國會提出過所謂保
護勞工法案；不過這法案終未成立，提案人也只是把它當作官樣文章，主要似是迎合吳佩孚
保護勞工的主張，湊湊熱鬧而己。
但吳佩孚與中共之間在職工運動方面，確有過具體的合作。當時任交通總長的高恩洪是
吳氏的親信，對鐵路交通業務卻是個生手。他為了排除盤據鐵路上的梁士治交通系的勢力，
接管鐵路財務，以期增加吳佩孚的財源，並要求李大釗給予協助。李大釗鑑於梁士治交通系
素來壓制鐵路工人運動，便欣然應允高的要求，介紹了六個共產黨員給交通部，分任京漢、
津浦、京奉、京綏、隴海、正太六條主要鐵路的密查員。由他們直接推進鐵路工會的發展，
並考察鐵路上的積弊，淘汰舊交通系的職員，以便高恩洪能補進新的人員，來實施對鐵路的
控制。
這六個年輕的共產黨員頂著密查員的特殊頭銜，攜著鐵路長期免費乘車券，在鐵路上各
處活躍，發展鐵路工人的組織，經常向鐵路當局提出改良鐵路工人生活的要求。他們把高恩
洪所賦予他們排除梁士治交通系的使命置諸腦後，一心一意的干他們心目中認為是純潔的職
工運動。這在吳佩孚和高恩洪看來，不是幫助他們，而是給他們增加麻煩。彼此間的關係也
因而惡化起來了。
中共方面並未警覺到這種演變，北方的中共黨員們正為他們的成就而得意。當時，沿著
鐵路各大站暨各大城市的職工運動，確經歷著從未有過的黃金時代。各地工會組織和參加工
會的人數大大增加起來。工會的內部組織也有極大的增強。罷工運動更是風起雲湧；而且罷
工的工人往往能獲得相當的勝利。就在這興高采烈的時候，開灤礦工的罷工，首先遭受著流
血的鎮壓，就如秋風起後的第一片落葉。
開灤煤礦是中國開辦最早規模最大的新式煤礦，由中國資本創辦，逐漸為英商所侵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