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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那次演說不算精彩。他站在擴大中國革命基礎的立場上，主張聯絡富農。他的措詞吞吞吐
吐，似不便露骨表示不贊成中共現行的蘇維埃政策，這樣一來、就顯得難於自圓其說了。
米夫就利用這個機會施展他的手腕，他二面批評鮑羅庭的主張，認為是矛盾多端的落伍
論調；一面偷梁換棟的將中國富農解釋為半封建性的階層，把反富農的範圍縮小，認為雇用
一兩個佃農的富裕農民只能算作富裕的中農，不應予以反對。並認為富農多半是除了自己雇
用勞力耕作外，還出租土地給人耕種，這樣就混淆了地主與富農的界限。
一九二九年六月間，共產國際東方部討論中國富農問題時，米夫顯然居於優勢。蘇俄正
在加緊對富農進攻，因而共產國際的人們，覺得中共也推行反富農政策，是天經地義的事。
瞿秋白卻與米夫對抗，認為富農主要是剝削勞動力，米夫的富農界說，不合原則；而且當時
的中國，也不應強調反富農，他們兩人反覆辯難，相持不下。
我當時採取不介入的態度，但曾勸告瞿秋白不必堅持。我曾向他指出中共的現行政策，
是平分土地，那就不得不反富農，否則，就要將全盤政策予以檢討，這在目前是做不到的。
關於富農的界說，是次要的問題，也許就由於我的勸告，瞿秋白才勉強同意了米夫提出的決
議書。
富農問題的爭端，影響很大，瞿秋白被視為以右傾路線與共產國際的正確主張相抗衡。
米夫一夥更多方攻擊他，指他聯絡鮑羅庭和其他不滿共產國際的分子，互為聲援，不忠於共
產國際。米夫對子我的不介入態度，也滿懷憤恨，他攻擊我以前曾不滿共產國際，反右傾又
不積極，如今在富農問題上，不僅態度暖昧，而且與瞿秋白暗中妥協，顯然也非共產國際所
能信賴的分子。由於這個爭論的發展，中大學生的米夫派更加活躍起來，奪取中共領導權的
企圖，也就昭然若揭了。
我們和米夫為了富農問題，已經有了爭論，而中大學生鬥爭的問題更使我們之間的關係
惡化。我和瞿秋白等都憤恨米夫的所作所為，認為他是自私自利之徒，不為中共的前途著想，
只知拿著共產國際的招牌，排斥異己。我們也有點藐視米夫，認為他不過是十月革命後的新
官僚，竟敢拿著鞭子，對我們這些單路檻樓締造中共的人們，裝腔作勢，那是我們非反對不
可的。
以上所述在莫斯科的一切，影響到中共內部，釀成不斷的糾紛，最顯著的是助長了立三
路線的發展。
凡不擇手段打擊他人的，往往就是搬石頭打自己腳的人。這在李立三事件中也表現得很
明顯。立三路線就是在反右傾運動中滋生起來的，由於莫斯科默認了蔡和森事件，李立三因
此更為得勢，他覺得自己的見解已為莫斯科所正式承認，於是他將一九二八年底史達林親自
草擬的那封指示信，視同廢文，接著莫斯科還要他加緊反富農，似又進一步堅定了他左傾蠻
乾的信心。
李立三舞動著他那把鬥爭的劍，向四面攻擊。繼蔡和森之後遭殃的是陳獨秀先生。李立
三也許自負是無敵於中國了，他的劍鋒又指向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起初是指德國籍的兩
個代表為右傾調和派，接著他的刀光劍影又落在米夫的頭上，他對米夫在政見上雖無顯著的
衝突，但對米夫所卵翼的陳紹禹等人，則視為是右傾的敵人，不客氣，給予打擊。到了最後，
圖窮匕見，他竟指共產國際和史達林也是他所要反對的右傾對象。
一九二九年八月起，陳獨秀先生連續向中共中央表示出他的托派態度，他反對中共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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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在沒有革命高潮的情況下，以“建立蘇維埃政權”為行動口號，主張此時應為“召集國民會
議而奮鬥”③十一月中旬，李立三中央開除了陳獨秀先生的黨籍。十二月十日，陳先生發表
《告全黨同志書》，表示擁護托洛斯基的主張，反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莫斯科立即批准了
這個開除的決議，並嘉獎李立三這種維護共產國際的作法。
陳先生在中共六次代表大會以後，與共產國際的關係更形惡化；他之不滿中共李立三的
領導也日甚一日。托派重要分子劉仁靜從莫斯科回國，雖與陳先生的政治見解接近，但又覺
得他是著名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不應加入托派。據說當時流亡到了墨西哥的托洛斯基，曾批
評劉仁靜這種態度是幼稚的表現，曾徑函陳獨秀，對他加以推崇，歡迎他合作反史達林主義。
這樣陳先生才正式加入了托派，陳先生當時雖有不少的追隨者，但因托派那些左傾空談家，
並非實際行動的能手，他們之間還分成許多小的派系，即以陳先生的聲望，也未能挽回托派
的頹勢，所以他們在中國終於沒有甚麼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