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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必然又是為一些糾紛問題爭吵一陣。”他並建議我不必為此事去找張靜江。兩黨聯席會議
就這樣胎死腹中了。我也樂得不再聞問，暫時住在東山那幢花木扶疏的住宅里，享享清閒旅
客的清福了。
一般人對北伐寄予莫大希望。國民黨人士尤為樂觀，似乎革命成功指日可待；中下級軍
人更在那裡磨拳擦掌，要在揮軍北進中一顯身手；工農群眾也寄望藉此解脫多年來北洋軍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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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的壓迫；商人和市民也為北伐而高興，因為廣東的軍隊北上了，他們的負擔將可減輕。
少數軍事首腦對北伐卻懷有不同的打算。也許廣東人的排外心理是較濃厚的，使外籍的
“英雄”總覺得廣東並非用武之地，如果能回到長江下游的本土，或可建立霸業之基。有些
廣東籍將領則不免想到如果這些外省“英雄”，到省外去打江山，他們就可成為廣東的真正主
人了。大多數客籍將領都覺得到外省去打天下，可解除現在苦悶而獲得發展機會。因此，“北
伐”的代名詞，是“向外發展”，向外發展此一政策，既可減輕內部矛盾，當時北方政局混亂
也使人覺得北伐時機不可錯過。
廣東統一之時，蔣介石將軍即不同意季山嘉派兵到北方去支援馮玉祥的主張，而提出了
從速準備北伐的要求。是故國民黨的領袖們一早就開始了準備工作。一九二五年冬，由於汪
精衛與廣西軍事領袖李宗仁的聯繫，李宗仁於一九二六年二月間就任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
從此不僅兩廣統一，也增加了北伐的資本。
前此孫中山先生北伐，趙恆惕所統治的湖南往往擋住他的去路。現在情形變了，湖南有
一部分軍事實力自願為北伐開闢道路打先鋒。駐紮在湖南的唐生智師（系趙恆惕部第四師師
長），早與廣西軍人互相聯絡。一九二六年二月，唐生智進兵長沙，逐走了親吳佩孚的趙恆惕，
並繼之為湖南省長。後因統一全省軍事問題。原隸趙恆惕部第三師師長葉開鑫不願就範，並
勾結吳佩孚派兵入湘增援，戰鬥結果是唐部不支；於四月二十四日退守衡陽。唐向兩GG急，
希望派兵援助。五月間李濟琛的第四軍和李宗仁的第七軍各一部先後入湘應援，唐生智本人
也於六月二日接受了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的職位。這樣，北伐在事實上已經是開始了。
與此同時，北方軍閥的內部紛爭，也使他們陷於強弩之末之境。馮玉祥的國民軍雖被逼
向張家口包頭退卻，北京的段祺瑞執政政府卻於四月九日被國民軍所推倒了②；盤據關外的
張作霖和以京漢線為根據地的吳佩孚以及握有東南五省地盤的孫傳芳正互相角逐。吳佩孚大
部分的兵力北移，湖北防務頓顯空虛；他本人駐在北京附近的長辛店；在政治上與張作霖爭
奪北京政府的操縱權；在軍事上則以對付馮玉祥為第一目標；他當時似低估了兩廣的北伐力
量，以為在贛閩有孫傳芳的實力，在湖南有他所支援的葉開鑫，就足夠應付了。
隨著北伐準備工作的進展，蔣介石將軍的權力也隨之膨脹。六月五日，國民黨中央通過
了出師北伐案，並任令蔣氏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總司令的權力是高於一切的，甚至國民政
府和國民黨中央黨部事實上都成為總司令部的附屬品。接著在七月五日，他被任為國民黨軍
人部長，擁有代表國民黨中央任免各級軍事機關黨代表的全權。六日，國民黨中央全體會議
推選蔣為中央常委會主席，在出師北伐期間，由張靜江譚延闓分別代理中常會黨務政治兩會
的主席③；七日又頒布總司令部組織大綱，規定國民政府所屬軍民財政各部機關，均須受總
司令之指揮④。這樣，他就成為名符其實的最高首腦。
蔣介石將軍雖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但他究竟是個軍人，他以指揮軍隊的方法來指揮一
切；似未注意到政治經濟外交司法以及社會等等問題，不是以命令方式所能完全解決的。軍
隊的需求，還可以倚賴印刷機，多印製些軍用票之類的紙幣。其他政治、經濟、外交等等則
不如是簡單。他似不重視北伐政綱的詳細規劃，以為一切聽令行事就夠了。這些事當時曾引
起鮑羅庭的不快，認為是破壞了他前此所建立的一些成規；這也許就是蔣氏此後成敗的一個
主要因素。
蔣氏自三月二十日以來所倡導的風氣，也使國民黨開始變質。一般青年國民黨員所抱的
革命理想和信仰，似已開始低落；代之而起的是名利權的觀念。上面的領導者強調服從；而
服從個人的標準是無條件的，只要有人事關係或者經得起恩威並用的磨折，不管他對革命有
無貢獻和能否貢獻，就都可以提升的。風行草偃，個人前途的重要性就漸漸超過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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