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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當事人退席後，共產國際的少數巨頭會同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所作出的譴責決議，米夫
只是受委託向我們宣布而已。這個會議，當無改變這個決議的可能，爭論也是無益的。可是
鄧中夏和余飛並不知道經過的內情，因而鄧中夏立即起而抗議，聲言他反對這一決議，將向
共產國際主席團提出控訴。余飛幾乎急得要哭了，聲言他在留住莫斯科將近兩年的時間內，
犧牲了他的學習，主要是從事中國學生的考察工作，並曾將考察所得，一一告訴中大支部局，
這於清黨有很大補益，但結果反得到一個從事分裂活動的罪名，心實不服。
米夫曾以教訓的口吻向余飛說：“余飛同志，你是一位年輕的工人，本應當專心學習，而
不應當去做自己不應當做的事。現在你們向上級控訴，也是無益的。”瞿秋白聽了這些話，以
懊喪的神情說：“算了吧！我看這個決議是不能更改的了，我們就無言的接受好了！”我看瞿
秋白那種神情，也只有默默的向他點點頭。鄧余兩人望望秋白和我，似已無話可說。因而在
秋白向米夫用俄語說了一句表示接受的話之後，會議就算結束了。
這個譴責決議案，無異是對中央代表團的一種特殊形式的清黨。這對中共代表們的打擊
是非常嚴重的。實質卻是俄共黨內米夫的官僚主義對天真的中共代表團的一種壓制行為。這
個譴責決議案，也等於是米夫的凱旋之歌。從此，米夫便可以為所欲為，中共代表團則只有
銷聲匿跡，喪失了它的發言地位。
米夫乘勝直追，企圖奪取中共的整個領導。他於一九三〇年夏季由共產國際派往中國，
擔任共產國際代表，指導中共中央工作，陸續將中大的所謂“二十八宿”的大部分人，派回
中共中央工作。那時，共產國際對於中共中央李立三的領導，已有不滿。米夫就準備將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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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下的“布爾什維克分子”，取李立三而代之。
瞿秋白、鄧中夏和余飛等，都在紛紛請求回國。共產國際對於他們的請求，似無理由拒
絕，因而他們也陸續獲准回國了。在他們回國之前，余飛這個小伙子，曾這樣向我表示：“現
在鬥爭的戰場，移到國內去了。在莫斯科我們鬥不過米夫，到了中國，看他還有甚麼更大的
本領。擔任東方部長的枯西寧，似也知道一些中共代表的憤慨心情，曾在瞿秋白離莫斯科之
前，特別加以撫慰；他表示他深信瞿秋白是始終擁護共產國際的，回國以後，必然與共產國
際派駐中國的代表密切合作。瞿秋白那時似乎只想迅速的離開莫斯科這個苦海，再也無意表
示甚麼意見。只有我則仍留在莫斯科。據說，共產國際的首腦們，認為我還是不滿共產國際
的，有點不放心我回國去。因此我只好泰然自若的繼續住下去，也不作回國的請求。
我曾到黑海之濱的雅爾達去作夏季休假，對於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所應做的工作，我都
採取消極的態度。但當我在八月間回莫斯科之後，發覺情形有變動的跡象。米夫到中國以後，
似曾遇到李立三的反抗。他所帶去的“布爾什維克分子”，似也因為是一批新手，在國內的地
下工作中，並不能有所表現。這些情形，米夫曾去函告他在莫斯科的黨徒。因而他的這些黨
徒，對我的態度便有了顯著的變化。從前他們是不理我妥不敢和我來往，這時他們卻特別對
我表示好感。共產國際的行政機構，也對我客氣起來了。他們要我從新領取共產國際的薪金，
即使我還在列寧學院念書，也照常將薪金髮給我；並且發給我一張特別購物證，可以在國營
商店中任意購買物品。這在當時的莫斯科，只有少數的要人和外國駐俄大使，才能享受這種
權利。
我仍舊在圖書館中埋頭學習，非接到共產國際正式約請，也不輕易到它辦公大樓去。有
一位米夫手下的“二十八宿”之一，終於向我說出一些實際的經過。他所知道的內幕消息，
似乎很多。他告訴我，他曾看過共產國際譴責中共代表團的秘密議案。
他向我說到，在清黨中關於中共代表團的材料很多；可是關於我的卻很少。那位供出我
私閱托洛斯基文件的人，並不能說出是甚麼時候和甚麼文件，也只說我的反應“很好”兩字，
此外並無托派分子說到我與他們有甚麼秘密聯繫。我平素與一般學生談話，與我公開所表示
的意見是一致的，因而清黨委員會認為我與托派有關的供詞並不足信。而且認為我並無所謂
兩面派的作風，因此，那個譴責案特別表明，我的情節較輕。他認為這樣將我與瞿秋白等分
別開來的譴責，隱含重大的意義在其中。現在共產國際除認為我仍有不滿共產國際的想法外，
已無別的誤會。
他繼續告訴我：瞿秋白等的情形便不同了。瞿秋白勾結鮑羅庭反對米夫，在中大進行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