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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說：李立三是不是發瘋了了他是不是日本偵探？外蒙古出兵平津，蘇俄出兵滿洲，正是
蘇俄所不能做的，而是日本軍閥夢寐以求的。李立三的主張無異是予日本軍閥以占領滿蒙，
進攻蘇俄的最好藉口。有的說：李立三的主張比托洛斯基的還要壞得多，不過他還沒有採取
行動反對共產國際，至少也算得是半個托洛斯基主義者。
這份記錄也顯示了瞿秋白周恩來等人的態度，瞿秋白討論到李立三這個主張時，並未表
示反對意見，只說反共產國際是嚴重的事，如果真要這樣做，先得考慮一切可能發生的嚴重
後果。瞿秋白這句話模稜兩可，既可以說是贊成，也可以說是勸阻。共產國際的首腦們，不
了解中國人措詞的習慣，認為瞿秋白是在助封為虐，尤為可惡。周恩來也沒有反對李立三主
張，因而被共產國際很詫異的視為調和派。甚至有人說，看來整個中國支部造反了。
其實，李立三的謬論，是不足為怪的。當時史達林的蠻幹歪風，就是促使李立三向左狂
奔的主要原因。史達林既然打著國際主義的幌子，要求一切共產國際的支部服從他，如今他
的徒弟李立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是合於邏輯的發展。但共產國際似乎沒有從這個活生
生的事件中，獲得應有的教訓，李立三雖因此倒下去了，盲動主義依舊是中共內部的主要禍
害。
李立三的異動給予陳紹禹等米夫派在中共內抬頭的機會。恰於此時到達中國的米夫，和
那時已經回國的陳紹禹，立即裡應外合的行動起來，站在擁護共產國際的正確路線的旗幟之
下，反對李立三。陳紹禹等因曾受李立三的壓制，早就滿肚皮冤氣，現在有此機會，自然要
磨拳擦掌。同時李立三的盲動主義也太失人心了，國內一班老幹部，早已怨聲載道，這就形
成了米夫等共產國際代表，陳紹禹等留俄學生和國內一些原是支持我的老幹部，合作反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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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三的局勢。
李立三的胡鬧所造成的微妙局勢，又促成了我的回國。柏金斯基首先去找蔡和森，要求
他立即回國，糾正李立三的錯誤。蔡和森表示無力負擔這個任務，不願回國。柏金斯基用激
將法的口吻向蔡和森說，他和他的同僚都認為蔡是可愛的同志，既能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
又能置身於黨內糾紛之外，但與張國蠢同志相較，負責的勇氣則還有遜色。
蔡和森並未因柏金斯基的力勸，而改變初衷，他進而向柏金斯基建議，最好派我回國去。
柏金斯基曾問他：此時派張國燾同志回國，是否適宜？蔡和森堅決回答：我保證張國燾同志
必能本著共產國際的指示，完成糾正立三路線錯誤的任務。
很久未晤面的蔡和森，突然來看我，將他與柏金斯基談話的經過告訴我，向我說及由於
共產國際有意要他回去，他有機會看到了一些機密文件，從這些文件中，可以知道李立三即
將來莫斯科，但立三路線錯誤的糾正，仍須花很大的氣力。現在黨內大致有三派，一是李立
三、瞿秋白、周恩來等當權派，仍然或多或少的執行過去的錯誤政策；二是陳紹禹等米夫派，
企圖脫穎而出、但苦於資望不足；三是何孟雄等老幹部派，人多勢大，但被目為右傾，這班
人支持我，要求共產國際派我回國去。
蔡和森的話，有些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引起我的感觸。我反問蔡和森拒絕回國的理由，
並說：共產國際首腦們既不讓我知道要你回國的事，以及中央的一些內情，他們會相信你的
建議，信任我嗎？蔡和森卻撇開這些問題，逕行勸告我說：共產國際要你回國去，希望你不
要錯過這個機會！
我感謝蔡和森的盛意，開始考慮回國的問題，我對於回國的可能性，不敢作過高的期望。
代理中國部長的馬加爾曾向我說過這樣的話：共產國際有能力糾正李立三的錯誤，並不需要
求助於任何中國同志。他這種傲慢態度，也許是故意暗示我不要作回國的們算。我在瞿秋白
走後，是中共中央駐莫斯科的唯一代表，但這只不過是名義上的，我仍致力於學習，不向外
間事；我也從未為反立三的事表示過興奮的態度，對於蔡和森所談到的種種，也未作任何表
示。
我決定不放棄回國的機會，至於共產國際是否信任以及我回國能有什麼作為等問題，我
認為是次要的事情。莫斯科的政治氣氛使我痛苦，我要脫離這個奧籠，到浩瀚的祖國去有所
施展，不管將會遇著什麼困難，甚至喪失生命，我也是不顧慮的。如果必要的話，我願為此
付出代價。
回國的代價顯然是放下反共產國際的武器。共產國際所一直希望於我的，是我公開宣告
我過去對共產國際的不滿是我自己的錯誤，而現在是不折不扣的擁護共產國際的路線。讀者
從上文已經知道我一直避免滿足這種希望，事到如今，低頭認罪，究繫心有未甘。無言的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