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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為人重視。
我曾和一些工人談話，他們大都表示：“反對東洋人打人”是天經地義的，每個中國人都
應當贊成。即使是知識較低的女工童工，一聽反對東洋人的話。也均義憤填膺。我認為這是
上海職工運動的一個新的動向；這種工人的經濟鬥爭，加上民族主義的因素，發展確具無比
的活力。
延擱了兩年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終於一九二五年五一節在廣州舉行了。這次大會的
成就，為緊接著爆發的“五卅”運動，準備了組織上的條件。
這次大會雖是由北方的全國鐵路總工會、華中的漢冶萍總工會、廣州的工人代表會①、
香港的海員工會四個主要的工人團體出名召集的，但實際的籌備工作，仍由中共中央職工運
動委員會主持。我們忙著聯絡各工會選派代表，並以全國鐵路總工會和漢冶萍總工會的名義，
電邀赤色職工國際派代表出席，以及擬定議事日程等等。四月下旬，我們紛紛前往廣州主持
其事。
五一節那一天，廣州市舉行了一個超過五萬人的勞動節紀念大會。會後遊行示威，參加
的除各業工人外，還有廣州四郊的農民和市內各校的學生。示威行列中特別引人注目的，當
推黃埔軍校的隊伍；這些軍官學生擎著“青年軍人聯合會”的旗子，頸項間繫著條鮮紅的領
帶，氣度軒昂，顯然與舊式軍人不同。他們和全體隊伍一起高呼：“工農兵大聯合”、“打倒軍
閥”、“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革命氣氛的瀰漫，為前此所少見。
廣東全省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也定在那一天同時舉行；因此，勞動和農民兩個大會的代
表們就在五一節的下午，假廣州大學大禮堂聯合舉行開幕式。到會者連來賓共千餘人。廖仲
愷先生代表國民黨，我代表共產黨，先後致詞。赤色職工會國際代表奧斯脫洛夫斯基也應邀
發表演說。此外，還有黃埔軍校代表等的演說。這一切舉動，使“國共兩黨密切合作”、“全
世界工人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工農兵大聯合”等的氣象，表現得淋漓盡致。
這次勞動大會共到代表二百八十一人，代表一百六十六個工會單位，會員人數約計為五
十四萬人；這較之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時的實力，大有增加②。代表中的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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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員，中共黨員以及無黨籍者，似各占三分之一。中共的力量較之以往，有了顯著的增強，而
那些並非共產黨籍的代表，也多系同情中共的左傾人物。所以在大會中，中共黨團具有控制
的實力。
在七天的大會中，主要通過了：《工人階級與政治鬥爭》、《經濟鬥爭》、《組織問題》、《工
農聯合》、《剷除工賊》、《中華全國總工會章程》及《加入赤色職工國際》等七個議案。這些
決議都沒有發生甚麼重大的爭辯，便獲得最大多數代表的認可。
大會進行相當順利，所以如此，是得力於中共的黨團組織作用。我專任中共中央代表，
並未兼任工會代表，因此，我不必經常參加會議，只在中共黨團中，從事幕後指導。參加中
共黨團委員會的，有香港海員工會代表蘇兆征，鐵路工會代表王荷波、孫雲鵬，上海紗廠工
會代表鄧中夏、李啟漢，廣州工人代表會代表馮菊坡、劉雲松等。這個黨團無異是大會決策
的機構，決議案和選舉名單，都是由中共黨團準備就緒的。
中華全國總工會由此誕生了。大會選舉了二十五人組成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林偉民
（海員工會會長）為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劉少奇（漢冶萍總工會會長）、劉文松（京漢鐵路總
工會會長）為副委員長；鄧中夏為委員兼秘書長和宣傳部長；李森（即李啟漢）為委員兼組
織部長；孫雲鵬為委員兼經濟部長等。並決定總會設在廣州，立即行使職權。
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接著就在廣州舉行。它鑑於總會偏處廣州一隅，
勢難指導其他地區工會工作的進行，乃決定在上海秘密設立一個辦事處。我被選為上海辦事
處的處長。這個決定給予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工作上極大的便利；後來我曾利用這個職
務，在“五卅”時，迅速地組成了上海總工會，並推動了這個運動的進展。
中華全國總工會根據大會的決定，正式加入了赤色職工國際；從此，中國職工運動便與
莫斯科發生了組織上的關係。上面所說的奧斯脫洛夫斯基在這次大會中參加了大會工作，使
加入赤色職工國際的決議，順利通過，並解決彼此關係上的一些實際問題。中國各工會前此
都未與亞姆斯坦的職工國際發生過聯繫，也未受西歐社會民主黨的影響；因而新成立的總工
會加入莫斯科的赤色職工國際一事，毫無阻礙。
在領導這次勞動大會的工作中，國共兩黨合作得很好。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工人部長的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