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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明知這時要鄧演達等取汪精衛的地位而代之是不可能的，如果有此可能，他也許不惜再
來一次冒險，所以他聯絡宋鄧陳等的目的還是偏於消極性的。他顯得心情苦悶，沒有已往放
言高論的豪氣。他的走，也使中共和莫斯科的關係一時中斷了。
七月十四日，陳獨秀先生也在一個秘密寓所躲藏起來，不再露面了。我和鐵羅里分手以
後，曾去看陳先生，也已找不著了。他的秘書任同志（恕我已記不得他的名字）告訴我，陳
先生不宜再出面，一切可由他聯絡。這種曲終人散的景況，使我難過萬分。我曾憤慨的說：
“難道中共就這樣散夥了嗎？我是絕不甘心的！”
七月十五日，陳獨秀先生曾有一封簡單的信，向中共中央表示無法繼續工作，要求解除
他的書記職務⑩。據任同志告訴我，陳先生認為國共分裂已使國民革命完蛋；共產國際一直
不准中共退出國民黨，實在沒有出路，他個人合力交悴，只得引咎辭職，希望我和其他的同
志繼續奮鬥下去。我曾托任同志轉告陳先生，在這危急關頭，他採取消極態度，是十分不宜
的。
我們覺得陳先生這種行動，無異是臨陣脫逃，但也多少同情他的痛苦。在六月二十日我
們討論發表那個十一點聲明的時候，陳先生即提出了中共黨員不僅要退出國民政府，而且要
退出國民黨的主張。鮑羅庭曾表示他個人非常贊成，但恐共產國際不會允許。瞿秋白根據鮑
的這種看法，表示與其自動退出，不如讓國民黨開除我們⑾。因此，陳先生的主張，雖能代
表我和多數中共同志的想法，但仍不能貫徹。
中共自動退出國民黨，應采何種方針，從未詳加討論。陳先生所提退出國民黨的主張，
並非與托洛斯基一樣論調，要中共逕行組織蘇維埃；也不等於說退出國民黨，就是退出國民
革命。那個時候，也沒有改採黨外合作的想法。主要是他鑑於國共分裂已不可避免，如果自
己作有步驟的退出，可以留下自由活動的地步，不致完全聽人宰割。
從陳先生當時及以後的一些表示看來，在七月十三日前後，他的苦惱已達頂點⑿。他鑒
於國民黨那些所謂左傾的軍政領袖，一個接一個的反起共來；工農群眾和同志們大批的被殺
害了；中共內部意見的分歧，愈演愈烈；這一切的一切，似都是中共留在國民黨內以期集中
國民革命力量這一錯誤政策所釀成。現在中共在忍受許多屈辱以後，除了發表一個宣言泄泄
積憤以外，並無實際辦法來挽救被摧殘的厄運。這無疑的使他覺得中國革命是完了，中共是
難於翻身了，他的前面是一片漆黑。因而他個人只有出之於讓賢的一途了。
當陳獨秀、瞿秋白、鮑羅庭等幾乎同時離開他們的工作崗位的時候，我覺得責無旁貸的
應該支撐這個危局。我召集周恩來、蔡和森、李立三等中委，舉行政治局會議。我沉痛的宣
稱：在此生死關頭，讓那些不能支撐的人們去休息一下；我們應當繼續奮鬥；即使共產國際
沒有代表參加我們的會議，或者不再理會我們，我們也不要灰心，依然要獨立幹下去。我的
這些話激起了所有參加者的同感。我們立即決定：中央政治局暫時移到武昌辦公，因為武昌
是左傾的第四軍的防地，辦理緊急疏散。當時我們的首要工作是使各級組織加速轉入地下，
加緊黨員的撤離工作，將群集在武漢的同志們分別派到各地去，掌握工農力量，準備對抗國
民黨的反動壓迫。
當時武漢的政局十分微妙。在徐州會議以後，蔣介石一面經由馮玉祥向武漢施壓力，一
面從南京調集部隊溯江而上，表示武力解決武漢的姿態。汪精衛面對這種形勢，除了銳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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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共以外，又為了維護自身在國民黨內的法統地位，乃高唱東征討蔣。因此，武漢的軍隊向長
江下游移動，第四軍（包括葉挺部）任討蔣軍的江右軍，正向南昌集中。武漢各軍執行汪精
衛所標榜的和平分共政策，也是寬嚴不一的。唐生智部屬多用殘酷手段反共，第三軍朱培德
實行“歡送共產黨員出境”，第二六兩軍表示不危害中共黨員的安全，至於第四軍則有保護中
共黨員不使受害的暗示。
七月十五日的武漢分共，使國共兩黨內部發生更顯著的分化。汪精衛企圖瓦解中共：用
和平分共的調子來發揮分化中共的作用。國民黨左派多與汪精衛同調，他們利用平日與中共
黨員的友誼關係，極力勸誘中共黨員脫離中共，做一個單純的國民黨員。左派中也有少數人
覺得拋棄總理遺教，實行分共，究竟是不利於革命的，因而表示消極失望，其中甚至有願意
以個人身份仍與中共繼續合作革命者。至於中共方面，中央的領導既已動搖，於是有些竟員
就顯得惶惶無主，有消極者，有逃避者，也有投靠國民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