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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討論到工作如何進行及分配。黃凌霜等根據無政府主義的觀點，主張各項職務不必
用甚麼確定的名義，小組決定應做的工作，由各人自由分擔。結果決定由李大釗先生擔任聯
絡的任務，我擔任職工運動的發動工作，由黃凌霜、陳德榮創辦一個《勞動音周刊》，分擔
編輯和發行的責任，羅章龍、劉仁靜和我負責發起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李大釗擔任發起馬
克思學說研究會。至於經費問題，李大釗當眾宣布，他每月捐出個人薪俸八十元為各項工作
之用。
接著社會主義青年團也組織起來了。它的第一次會議在九月底假北大學生會辦公所舉
行，我曾在會上致開幕詞，到會的約四十人。我現在記得的名字是：高尚德、鄧中夏、羅章
龍、劉仁靜、何孟雄、繆伯英、李實、羅漢、朱務善、黃紹谷、黃日葵、李駿、楊人祀、范
鴻劼、王有德、高崇煥、吳汝明、周達文、劉維漢等。他們都是北京各學校的學生，以北大
同學為最多，其中並無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也沒有一個不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那次會議公
推高尚德為書記，他當時是北大學生會的主要負責人。青年團的初期工作主要還是學生會方
面的聯絡活動和在學生會中吸收同志。後來這些初期參加者大多成為共產黨黨員，也是北方
初期職工運動的骨幹人物。
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第一次會議在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以後幾天舉行。到會者在五十人
以上。由李大釗先生致開幕詞。我也在那次會議上發言。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大多數人都
出了席。此外信仰各派社會主義的著名人物也到了不少。會議決定搜集各種社會主義的書籍，
從事研究，並由研究有心得者發表研究報告。可惜這個組織在舉行過幾次會議後，會務就無
形地停頓了。
十月間，正當我們熱烈地展開工作的時候，中國成立最早的社會黨黨魁江亢虎來到了北
京。我們這個共產黨小組就在李大釗的辦公室里開會歡迎他。他發表了一篇講演，內容空洞，
只表示他要到蘇俄和歐洲各國去考察一番，再定實際活動的方針。我們也提出一些有關社會
主義者團結一致和急於進行職工運動等問題，但他似乎並不感覺興趣。他對社會主義的發展
仍寄望於議會活動，這使我們覺得不易實行。因此會議並無結果。我們也根本放棄了和他聯
合的原有想法。在他離開歡迎會以後，我們都譏笑那位老社會主義者所懂得的社會主義並不
多，思想和看法都不免落伍了。李大釗先生當場表示，我們總希望中國的一切社會主義者都
能在馬克思主義旗幟之下團結起來，現在像江亢虎這樣的人既不感興趣，那末，只有我們這
些後起者勇往直前的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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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十一月間，又發生了無政府主義者退出組織的事件，這是對李大釗先生的“社會主義者
一致聯合”主張的一個打擊。無政府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當時有兩個主要分歧點：一是組
織問題，無政府主義者根據他們自由聯合的觀點，不贊成所謂全國性的和地方性的領導，以
及職務銜名和紀律等等，這點在實際工作上引起許多的不方便，連溫和的李大釗先生也為之
頭痛；二是無政府主義者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在一次解決爭端的小組會議上，劉仁靜特別強
調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的精義，如果不承認這一點，現在就無法一致進行宣傳工作。
我們經過一番討論，無法獲得協調，結果那五位無政府主義者就和和氣氣的退出了我們這個
小組，他們所主編的《勞動音周刊》也交由羅章龍接辦。此後我們與無政府主義者雖仍保持
友誼關係，但在工作上從此分道揚鑣了。
我們這個小組的工作雖在積極展開中，但小組本身只剩下四個人，究竟有點形單勢孤，
因而一致決定邀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的重要分子補進來。鄧中夏、高尚德、何孟雄、繆伯英、
吳汝明等九人及國會議員李韶九、河北省議員江浩等兩人亦先後參加。於是我們這個小組便
擴大為十五人，氣勢為之一振。
大約十一月底，我們的小組正式會議決定命名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李大釗先生被推
舉為書記，我任組織工作，主要是指導職工運動，羅章龍任宣傳工作，主要是編輯《勞動音
周刊》，其他的同志們都分擔了一定的職務。我們的工作從此才步入正軌。
上海方面的工作進行得似乎更為積極。陳望道所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共產黨月刊》
的創刊號，還有一些其他的小冊子都陸續寄到了北京。我們和陳獨秀先生間的通信，雖為了
保密而未能暢所欲言，但我們進行的一切，他都表示贊成。我們也曾去函，主張各地的共產
黨小組在沒有開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以前，都暫定名為某地區的支部，以便擴展，並正式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