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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近三百名是敵機轟炸下的犧牲者，同時，在這次戰役中，敵人所建立的碉堡陣地，威力較
前也大有進步。這些跡象顯示，敵人是利用江西的剿共經驗來對付我們。
我們覺得飛機與碉堡確非我們的力量所能摧毀。過去一方面軍在江西對敵作戰時，曾采
取“斬烏龜頭”的戰術，即乘敵人飛機沒有出動的時候，用迅速的手段，消滅敵人伸出碉堡
以外的兵力。但這種戰術終於不能發生大效，結果江西蘇區為碉堡所困，最後，不得不突圍
西行。毛澤東也曾斥之為“錯誤的防禦戰術”。
我們不願重蹈江西蘇區的覆轍，決定我們在天全廬山的軍事行動是暫時性的，不在這裡
建立川西蘇區，我們在這一帶的主要任務是解決補給問題。因此，我們一面集中最大限度的
人力和畜力，將打土豪得來的稻穀運往寶興以北的山地去，一面在各個集鎮上，搜購布匹棉
花趕製冬衣，準備不得已時退回懋功。
戰局漸漸不利於我軍，不久在江西對共作戰甚久的薛岳、周渾元兩個縱隊①，集結到了
我軍的正面，以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的手段，向前進逼。我軍與之交鋒，占不著便宜。我們素
來避免打沒有勝利把握的仗，也不願持久消耗，乃退回寶興以北的山區。敵軍也不再深入，
他們不敢蹈險和我們在山地爭勝負；同時，他們也以為把我們圍在山地，終有一天會因糧食
不繼而自趨崩潰。
我們的南下計劃，顯然沒有甚麼收穫，不到一個月便結束了。這似乎證實了毛澤東所謂
“敵人飛機大炮厲害”的話。我們當時曾詳加檢討，認為敵方在軍事上占壓倒優勢，這是從
來沒有人否認過的，不過我們現在所處的區域，相當遼闊，決非敵人所能封鎖。兼之區內地
形險要，交通阻塞，敵人決不敢深入進襲。因此我們大可安心在這地區休息過冬，決不會成
為瓮中之鱉。
一九三五年九月間，我們回師懋功及其西大金川沿岸一帶的集鎮②，原駐在丹巴的劉文
輝部，在我軍壓力之下，向瀘定潰逃。我們總司令部駐在靖化黨壩地區。這時東南面的敵軍
離我軍有百里以上，不能直接威脅我們。
我軍的困難是糧食供應不足，引起藏人的反感，當地藏族與漢人之間原有隔閡，藏人一
向痛恨漢族的侵略。紅軍進到藏族地區後，毛兒蓋東北面的藏人曾與我們發生過許多次的沖
突。他們不僅阻攔我們這些外來之兵，尤其不願我軍分享他們不足的糧食。我們在這一帶駐
扎久了，與藏人爭食情況，日漸嚴重。我們避免與藏人衝突，不願在此駐留太久，以免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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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這一地區的糧食太多。
藏族頭人為了保護他們的糧食，往往集中數百人與我們的搜糧隊對抗。我們住在清化的
時候，就曾發生過好幾次類似的衝突。藏人的隊伍是烏合之眾，隨集隨散，不能持久，我軍
從不妄施攻擊，只是予以監視，聽其自散。我們也曾向藏人解釋，我軍不得已才掠取他們一
部分的糧食，決不願他們於飢餓的境地，更不會橫施壓迫。這樣的解釋收效很微。我們只有
適可而止，在一個地方住了幾天，就又遷往別一個地方去。
我們這群人特別堅強，不怕一切困難，老在尋求生存之道。我們的蘇維埃運動，已經支
離破碎，內部又告分裂，而且困處邊隅，糧食不濟，藏人的抗拒，更使我們汗顏。但我們並
不絕望，還是抖擻精神，積極進行部隊的訓練工作，以為將來作戰的準備。
我們的訓練中心是紅軍學校，由何畏任校長，劉伯承任總教官。何畏那時仍在養傷，事
實上不能多管事，劉伯承則負責實際責任。這個學校有一百多名學生。多數是從四方面軍調
來的營連長，也有少數當過師長或軍長的幹部。重要戰術教官是張宗遜、郭天民、唐天際等。
教學原子是教官和學生共同學習，理論與實際並重，往往一個課程之後，便由教官和學生們
率領附近駐軍，實行演習。
這間學校的訓練條件，還不算壞，不僅教官優良，而且有適當的課本。我們在鄂豫皖辦
紅軍學校的時候，沒有自己的課本，只有借用國民黨的課本。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時曾譯印
了莫斯科出版的《蘇聯步兵操典》和《紅軍中的政治工作》兩本書，可是經過長征的災難，
這兩本書已難找到了，幸好有一個一方面軍的下級軍官，經過千辛萬苦，才保存了這兩本書。
我當時發現了，讀了一遍，視為至寶，立即翻印，作為這個學校的課本。
這間學校的訓練方針是注重紅軍的正規化。劉伯承這位獨眼將軍是四川老軍官出身，無
論軍事學識和實際經驗，在我們朋輩中都要算是傑出的人才。他又是中共幹部在蘇聯陸軍大
學唯一的畢業生，回國後即出任紅軍參謀長職務以迄於今，所以他對紅軍的一切了如指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