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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獨秀先生邀我一同會晤威金斯基。威金斯基也表示中共中央工作的方針，重點是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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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組織的發展和獨立領導職工運動等工作。對於國共合作問題，他特別強調中共黨員之在國
民黨工作者，應積極支持左派，反對右派。這樣，才可以達到推進國民黨革命化之目的。
威金斯基似是回到中國不久。他在去年十一月間與我在北京會晤之後，曾在上海耽了一
個時期，不久便回莫斯科去了。我在當年初去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他已不在
上海，他所以來去匆匆，似是為了與莫斯科商討對國民黨的政策。
當時莫斯科對國民黨的內情不盡了解。即加拉罕、鮑羅庭這些人也是一些新來的生手、
對國民黨的實況，也只是走一步才了解一步的。威金斯基奔走其間，似負責勾通意見的任務。
鮑羅庭在第一次代表大會時，曾向國民黨要人說到國民黨內有左右派之分③。這次威金斯基
肯定的說中共在國民黨內應積極支持左派，反對右派，似是根據莫斯科的新決定而說的。
不兩天，中共中央擴大會議舉行了。參加會議的約有十人。中央委員出席者有陳獨秀、
蔡和森、瞿秋白三人。李大釗先生缺席。毛澤東那時奔走於上海與長沙之間，忙著在做國民
黨的工作，因此沒有參加會議。特約來參加會議的，有沈定一和我兩人。其餘為滬、鄂、湘、
粵等重要區委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的主要負責人。
我們的會議是在極秘密的狀態之下舉行的。首先由陳獨秀先生報告國共合作與中共中央
的工作。他強調中共黨員不要包辦國民黨工作。他指出國民黨內早有左右派之分，左派贊成
改組和支持現行新政策，右派則反對。中共黨員應支持國民黨的左派，以期國民革命的順利
進展。他著重說到中共要積極發展自己的組織，中共黨員之在國民黨內工作者，要保持固有
的優良作風，多數黨員應積極領導職工運動等工作，從事獨立發展，這些工作都足以增強國
民革命的實力。他批評第三次代表大會後因注重國共合作而放鬆了職工運動等工作的傾向；
似是要洗刷同志們對於他輕視無產階級力量的指責。
陳獨秀先生在報告時態度很謙虛。他說中央的決策多取於他個人，難免偏差，要求擴大
會議予以檢討。他提議由沈定一任擴大會議的主席。到會者有人提出中央書記應是當然主席；
但他堅持主張，認為這次擴大會議與往常不同，應由沈定一任主席，他自己似是一個被檢討
者。他報告完畢後，又提議會議推舉三人審查他的報告，並主張我為其中之一，並強調說這
非常必要。
第三次代表大會後，中共中央的情況確也有些變化。陳獨秀先生的權力是增加了；許多
事往往不經過會議而取決於他個人。那時任中央組織工作的毛澤東，多半的時間不在中央。
任宣傳工作的蔡和森保持他在第三次大會時服從多數決定的諾言，只是埋頭寫作，不多過問
政策方面的事。至於不管部的瞿秋白，除了在廣州耽擱了一個長時期外，返滬後忙於上海大
學的工作。陳獨秀在中共內的“家長”稱號，也就是這個時候傳出來的。
最重要的還是國共合作問題。與會者對中共黨員在國民黨內的跨黨地位，多有優慮。我
們大家鑑於加入國民黨的政策既是共產國際所堅持而實行的，又感於第三次代表大會由爭論
而引起黨內糾紛的教訓，不願盡情討論，表現得和和氣氣。
主席沈定一是創立中共最初發起人之一，他原系老國民黨員。一九二三年秋曾奉孫中山
先生之命，偕同蔣介石等赴俄考察。他也反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的政策，他經常頗能堅持
自己主張，但在這次會議中，他特別沉默，始終沒有多表示意見。他所偶然流落出來的，只
是表示，他自己“與其做一個跨黨的國民黨員，倒不如憑他的老資格做一個單純的國民黨員”。
後來，他果真照這樣做了④。
我衷心歡迎這次會議，因為會議的決議，無異接納了我在第三次代表大會時的主張。我
積極參加這次會議的工作，在審查報告和擬定決議時，我都表示了不少意見，並為會議所接
納。我態度誠懇，從不提起第三次大會的爭論，因而我能得著到會者多數的同情與支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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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央的方針在這次會議中也可說有了顯著的糾正，後來鄧中夏在其所著《中國職工運動簡
史》中也說到：“陳獨秀的中央，對於職工運動的取消主義的傾向，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
共產黨的擴大會議上，才糾正過來”⑤。
至於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支持左派反對右派一點，雖載明在決議之中，但似非特別強調
的熟而且當時我們還覺得反對右派是國民黨左派的事，中共黨員不應表示突出的態度。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