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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身上，反為中共開脫，力證中共並未參加西安事變的預謀，並自始即主張釋放蔣介石氏。
可是毛氏對張學良卻只有責備，不是譏笑他無知衝動，就是說他虎頭蛇尾。這種種表現都不
免是對張落井下石。
原來史達林對西安事變所發出的那個有名的和平解決指示，和以後為此事發來的電令，
都是暗示毛澤東要拋棄張學良，指責張學良為親日派所利用，並要毛盡一切的力量與蔣介石
和解。毫無疑問，毛氏當時無論願意與否，只有遵命行事。但毛氏卻不願說西安事變是親日
派的陰謀；毛氏大概想到，如果這樣說，連他自己也難免有親日派的嫌疑。而且蔣介石將輕
而易舉，將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改為攘外必先除奸，將中共當作日本奸細來討伐。
當時，毛澤東指責張學良的話，最重要的是破壞國家綱紀。他描述十二月十二日清晨，
指揮軍隊襲擊華清池，使蔣先生受傷和死傷多人，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事，如果他自己
實現知道的話，一定要加以阻攔。毛氏說這些話的意思，一面是向蔣討好，另一面則是表示
支持南京政府對張學良的處罰。這些得意忘形的說話，究竟掩蓋不了出賣盟友的痕跡。
有一次，毛澤東同我聊天，他大發綱紀對任何政府和黨派都是重要的議論，又進而以譏
笑的口吻說：國民黨內有個張學良，有個楊虎城破壞綱紀，人稱之為張楊，共產黨內也有個
張楊，張楊就是張國燾同志，楊就是你的太太楊子烈同志，也有點破壞綱紀。我聽了毛氏這
種損人利己的鬼話，也就回敬他兩句說話：你這樣出力維護國家綱紀，“可敬！可敬！”尤其
是這些“高論”出自井岡山“英雄”之口，更加難得，“佩服！佩服！”我這些諷刺他不配談
綱紀的話，曾使他表情尷尬，從此他的這種“高論”，似乎在人前收斂了些。
當時毛澤東為了清洗與張學良、楊虎城過去的關係，實已無所不用其極。張學良的部下
王以哲將軍，政治立場較為親共，曾屢電延安聯絡，其用意是想繼承張學良與中共維持聯盟
的關係，但都被毛澤東託詞拒絕了。周恩來在西安也採取同一步驟，再不和東北軍人來往，
只秘密輸送機個不能在西安立足的東北軍少壯軍人，到延安避難。至於中共與楊虎城的關係，
斷絕的還要早些。就在蔣介石離開西安的時候，周恩來即與楊虎城談妥，不再公開來往，以
免引起蔣介石的疑忌。
當時與蔣介石和解是中共唯一的出路，關係中共的生死存亡，毛氏自然不敢怠慢。他收
藏起他一向仇恨蔣介石氏的心情，採取偽善底面孔來應付一切。他試圖抹去曾與張學良、楊
虎城同謀反蔣抗日的種種痕跡，也絕不泄漏西安事變應和平解決，是出自史達林指示的這個
秘密。他一口咬定，中共中央是按照政策行事的；進而說明中共政策，既然是抗日民族統一
戰線，聯蔣抗日，乃至擁蔣抗日，自然不曾參預西安事變的密謀，自然堅持和平解決。他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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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且製造輿論，說甚麼堅持政策是不容易的，內外都曾發生重大阻力，對外須冒險說服張楊，
內則有張國燾等反對和平解決。毛氏這樣做，一面是企圖免禍，一面則隱藏著一些損人利己，
落井下石，借刀殺人等等黑暗機關。但是我對這種現狀感慨萬分，認為一個“好漢”到了窮
途末路，是會原形畢露的。
一九三七年正月中旬，蔣介石的意向，經由其與中共接洽的代表人張沖②之口，告知周
恩來。大意是中共及其軍隊如能誠意服從國民政府，將可獲得改過自新的機會。毛氏知道了
這一消息，才比較安靜一些，一面電令周恩來繼續與張沖商談，一面將其注意力轉移到黨內
鬥爭。國共之間，從此才有穩定性的停火，並且實際進行和解的談判。
西路軍的失敗，對中共以後的發展，和當時的西北局勢，都有相當影響，尤其使我這個
四方面軍的領導者大受打擊。中共黨內鬥爭的矛頭，因而就指向我，打得我無法抬頭，同時
也暴露了毛澤東氏的鬥爭，有其極為野蠻的成份。
西路軍在古浪遭敵騎襲擊，損失慘重，向西掙扎前進之時，其第五軍團在酒泉為敵軍所
消滅，軍長董振堂陣亡，通往新疆的大道因而為敵所控制。再加戰況逆轉，彈藥消耗到了不
能與敵正式對壘的程度。在西安事變結束時，西路軍在天寒缺糧和敵軍壓力之下，不得不南
移祁連山脈，化整為零，從事游擊活動。後來西路軍只剩下四百多人，逃往新疆。此外還有
一些小股，每股數人和十數人不等，向東渡過黃河，逃到陝北歸隊。如果說一方面軍在二萬
五千里長征時只剩一副骨架子，那麼西路軍連背脊骨也被敵人打斷了。
當時我引咎自責，聲言我應負擔西路軍失敗的全部責任。我不願諉過於人，從未指責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