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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上的錯誤而發。入川綱領是在四川這樣的省份，可以實行的唯一政策，因為“四川人民
政府”的旗號，極具號召力，反之，蘇維埃政府，則會使四川落後的人民，產生奇怪和可笑
的感覺。接著我又說明，經過我黨的努力，四川人民政府，如果有成就的話，也還是屬於中
華蘇維埃政府的。難道在現代的革命運動中，除了蘇維埃政府這個名稱之外，就不能有其他
的名稱了嗎？如果四川人民政府，真正建立起來了，事實將會證明，這個政策是對的。為什
麼在全國範圍內，所有蘇維埃政府不可以統統改成革命的人民政府？這種政策的改變，正是
獲致勝利所必需的政策。
第三個緊迫與重要的問題，是與田松堯部作戰所應採取的全盤戰略。我向大家表明決心，
由於我軍決定留住下去，暫時不願再流浪到其它地方，必須在這裡擊敗田松堯部，並以通南
巴一帶川北地區，作為我們穩固的根據地。田松堯部的人數，大約等於我們的三倍，劉存厚、
楊森、孫蔚如部，合計也等於我們的三倍，我軍將採取誘敵深入的策略，以便集中最大的攻
擊力量，在適當地區，殲滅田松堯部。只有沉重的打擊了田松堯部，我們才可以立下腳來。
根據這一中心任務，我進而指示黨政軍各方面的工作，都應為此而努力。
這次演說，雖然事隔多年，但我依然還能記得大致的內容，因為這件事太重要了。所有
到會者，聽了演講之後，都為之動容，一致對我表示完全信任。
至此，他們都認定，反四次圍剿，紅四方面軍絕不是逃跑，而是英勇無比的抗戰奮進。
並稱許我在驚濤駭浪之中，把握住這隻船的舵，不知道多少次的化險為夷。張琴秋等也當場
聲明，由於他們不了解情況，曾懷疑領導有錯誤，現在根據無可爭辯的情況和事實，放棄他
們向有的懷疑態度，完全信任我的領導。
在討論中，有些同志讚揚川北新根據地選舉得宜，入川綱領有號召力，無條件全面贊成，
並提出具體的實施意見。有的指出，現在付出苛捐雜稅運動，會很快的發展成為分配土地的
土地革命。多數的到會者，對消滅田松堯部的具體策論，踴躍研討，但提到與中央意見分歧
的事，大家都似乎心情沉重，不願意多發表意見。
果然，徐向前、陳昌浩和其他兩三位重要幹部，深夜來與我密商，他們都表示不願與中
央爭執下去，強調我軍正在川北立足未穩，前途困難尚多，與田松堯的戰爭又日趨緊張，如
果我們堅持入川綱領，批評蘇維埃運動的不當，中共中央可能來電撤換領導人。那時，他們
雖一致向中央抗爭，甚至不遵從中央的命令，但不免引起紅四方面軍內部的動盪。他們以現
實的態度，要求我避免與中央爭執，讓紅四方面軍度過了難關再說。
我經過一番痛苦的思考，衡量全局，終於接納了他們的意見，表示讓步。我起草了一個
簡單的電報，對於中共中央的指責，概不答辯，只扼要表示遵從中央的指示，立即建立川北
蘇維埃政府。中共中央似乎也有些覺察，立即回電說了些好話，以示安慰，其要點是表示對
我信任。我這個流產的主張，後來就被史達林拾起來，取消了錯誤的蘇維埃政策，改採抗日
民族統一戰線，乃至國共合作的共同抗日策略。我之所以不能改變中共錯誤政策，原因甚多，
其中一點是我不夠潑辣之故。潑辣的性格並不是完全優美的，而我也並不悔恨我所做過的事。
這一次嚴重的爭執平息後，接著我們就另行發布宣言，修改入川綱領的原有主張。宣言
里說明，四川軍閥堅持一貫反動作風，不願與紅軍合作共謀四川人民的福利，因此，紅四方
面軍不得不首先推翻四川軍閥的反動統治。我軍除繼續推行廢除苛捐雜稅等條款外，並號召
窮苦農民立即實行分配土地，組織工農自己的蘇維埃政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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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對田松堯部作戰的原定策略，亦以我軍自身力量薄弱，決定暫時不宜占領通都大邑，以
免增加軍事上的負擔。但我軍很重視在通江已經建立起來的後方，認為憑藉這個後方，可以
解決兵源和其他補給問題。我們暫時只能依靠軍事力量，來維持這個後方的安全。因此，我
軍對田松堯的暫略，是逐漸消耗他的實力，引誘他的主力到通江附近來，再行解決它。
從此，我們的方針已不是在川北休息一段時期，也不是與四川進步勢力共組人民政府，
而是將蘇維埃的旗幟，在巴山南麓高高掛起，希望這面旗幟的光輝普照四方。
一般來說，川北蘇區只是一個戰爭基地，它的群眾基礎遠不如鄂豫皖區。我們在川北約
兩年半的期間內，都忙著應付戰爭，首先與田松堯作戰，接著又與全四川的軍閥作戰，很少
閒歇的時候。川北蘇區的設施大體是仿效鄂豫皖蘇區，但因為這兩個區域的歷史背景和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