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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提名。
第三章 關於蘇維埃的爭執
中共中央對於紅四方面軍的脫離鄂豫皖區，西行到川北，甚表不滿，認為是右傾的逃跑
主義。它獲知我們的入川綱領之後，竟來了一個哀的美敦式電報，要求我們立即改正，仍用
蘇維埃政府制度和一貫的既定政策。
我們與中共中央之間，無線電的通報，原是極為稀少的。主要原因是我們不敢信賴我們
的密碼。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湘鄂西蘇區時曾失落了我們原有的密碼本，後來經過一些努力，
仍不敢相信續訂的密碼的可靠性。最後我們不得已才由雙方的報務員，利用電台通話，訂定
了一個新的密碼本，但這是否已為敵方偷聽去，則無把握。因此，我們與中共中央之間，一
向不敢在無線電中涉及有關機密要事。
我們離開鄂豫皖西行，中共中央事先是毫不知道的。他們似是因為不知道我們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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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對我們的行動頗感焦慮。最先是告訴我們一些敵情，等到我們到達豫西南一帶的時候，就轉
而反對我們向西退卻的指示。等我們越過秦嶺進到關中時，中央來電的語氣就更加嚴重了，
甚至說“如果你們再繼續向西逃跑，那我們就公開反對了”。
我們接到這個嚴重警告之後，曾詳細加以研究，仍不敢將我們的行動計劃據實電告，僅
以“正在尋覓新的根據地”的含糊語句作答，以免泄露軍機。事實上，我們也只能根據所處
環境，決定我們的行動。
我們越過巴山進入川北時，曾電告中共中央，準備就在這裡建立根據地。中央復電告訴
我們所用密碼可以信賴，除機密軍情外，要我們儘量電告情況。我們也就遵照指示做了。
到達通江後一個多星期，我髮長電與中共中央商討政策問題。首先報告入川綱領的原文，
接著指出這個綱領是根據我們的實際經驗而作的，試行以來，極適合於像川北這樣的地區，
相信在全國範圍內也有很大的適應性。
正當我們與羅澤洲師作戰的時候，中央的復電到了。
內容是：不能以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代替沒收地主土地、分配給貧苦農民的土地
革命政策，更不能有建立人民政府的幻想，並進而指斥我們，這樣做會助長向西逃跑的失敗
情緒，形成對蘇維埃極為有害的取消主義。中央要求我們立即扯起蘇維埃的旗幟，實行分配
土地。至於廢除苛捐雜稅、反對防區制度和禁菸等，只能當作附屬的條款。最後並嚴重警告，
如果我們能改正這個錯誤政策，中央仍信任張國燾同志為中央全權代表，在沒有建立中央分
局以前，代表中央指導黨政軍三方面工作。否則，中央將考慮撤換領導的必要措施。
中共中央這個電令，雖不完全出乎我們的意外，但這當時確像是一個晴天霹靂。我們在
川北立足未穩，前途困難重重，加之我們西行以來，紅四方面軍內部也醞釀了一些不同的意
見，這些不同的意見，又與中共中央這次電令息息相關，因而更增加了我們處理上的困難。
紅四方面軍西進到達川北，事先並沒有預定的計劃，而是根據實際的需要，由我們少數
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和我——臨時決斷，一步一步走到這一境地的。一般高級幹部不
僅沒有機會參預決策，甚至不能完全明了決策的底蘊，大多數同志不贊成遠離鄂豫皖蘇區，
他們宥於“堅決保衛鄂豫皖蘇區”的口號，就不免多少忽視實際的困難。對於我們某些不得
已的行動，往往不能完全諒解。
我軍越過京漢鐵路西進的時候，政治部的口號仍是強調在鄂豫皖區外圍消滅敵人。有些
政治工作幹部，總以為我軍在鄂北一帶兜圈子，目標仍是指向鄂豫皖區。等到他們知道我軍
行動的箭頭指向西面，就開始有所疑慮。他們紛紛議論，向西是沒有前途的，遠離了全國的
其他蘇區。這些見解與中央的指斥如出一轍。
在軍事策略上，同志們也發生了或左或右的不同見解。有的低估了敵軍的力量和他們追
擊我軍的決心，反對向西急退.他們批評我們軍事策略是“逃跑”，是“避戰”，認為這會將紅
四方面軍拖垮。與其拖垮，不如與敵軍孤注一擲的決戰。有的同志又高估了敵人的力量和決
心。他們責備我們沒有採取更迅速的脫離敵人的步驟，在他們看來，如果我們真能向西急退，
不利於我軍的棗陽戰役是可以避免的。
這些反對意見，終於匯集起來，形成不滿現有領導的反對派。我軍進到漢中的西鄉時，
政治部的主持者張琴秋、傅鍾，曾約集受過處罰的曾鍾聖、鄺繼勛和政治部宣傳科長朱光等
十餘人舉行會議，檢討西行的得失。在會議上，張琴秋宣布了中共中央對向西逃跑的兩次電
令，他們表示對現有領導不滿，要求從速召集軍事委員會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