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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來黃埔校長室的電話命令；他奉命行事，並無過失。中共在廣州的同志們認為這是孫文主
義學會所設的陷阱，李之龍不過因疏忽而誤墜奸計罷了。不少的國民黨人士也認為李之龍的
異動嫌疑，不過是這一事變發動的藉口而已。
接著，在二十日凌晨三時左右，蔣氏所統率駐防廣州市內的第一軍第二師宣布戒嚴，出
動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進行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糾察隊遵令繳出槍械，故未發生衝突。
東山一帶俄顧問各住宅的衛隊也同時被繳了械。在黃埔軍校和第一軍中工作的中共黨員都奉
命離開職守，集中黃埔軍校，聽候處置。中共廣東區委負責人指出執行戒嚴任務的都是孫文
主義學會會員，尤以完全為其控制的第六團，表現得最為積極。這件事顯系蔣氏的主動；但
不少人有意無意的說成僅是孫文主義學會的非法異動。
據說汪精衛事前確毫無所知，事變發生後才由電話中得到報告，他曾憤而將電話掛斷，
一言不發，並從此再不露面。據熟知內情的人說，三月二十日後，汪蔣曾幾次商談，都未獲
得怎樣處理這件事的結果。汪曾表示這種舉動是要不得的；為黨國威信計，他不能再幹下去
了。蔣雖形式上自請處分①，但認為一切均由汪的領導錯誤所致，汪應首先表示悔改。
至於這一事變發生的具體原因，似有下列各點：
第一是蘇俄在廣州的軍事顧問季山嘉等在軍事工作上所採取的方針與態度是使蔣氏發生
反感的重要因素。他們主管軍事委員會、參謀通訊、後勤航空、海軍等業務，無論在見解、
態度和生活習慣上，都易引起一個自負不凡的中國軍人的不快。尤其是蘇俄的政策是很重視
馮玉祥的實力的。一九二六年二月間，馮玉祥與張作霖、吳佩孚作戰的時候，季山嘉等曾冒
昧的向蔣氏建議將他所統率的軍隊，由海道運往天津，支援馮玉祥，甚至要求蔣氏到北方去
為馮玉祥訓練幹部②。這些主張顯系不了解中國軍人的觀念；蔣氏這樣一個要獨創局面的人
物，那會願意屈居馮玉祥之下；他之會有蘇俄不重視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和有意貶抑他個人地
位的反感，是不言而喻的。
蘇俄是否真有抑制蔣的意圖則是一個疑問。季山嘉等與我從未謀面；但據我所知，已往
他們都是依照鮑羅庭的指示行事，對外並不作政治性的接觸。中共廣東區委負責同志並告訴
我，鮑羅庭和蘇俄軍事顧問們對蔣氏的尊重，是有過於汪的；決不會有貶抑蔣的意向。不過
蘇俄人過於重視馮玉祥的“首都革命”，亟謀改變北京政府的現狀；以期中國革命能迅速發展，
對蘇俄的外交形勢有利；因而竟天真的要求蔣介石到北方去發揮不平凡的作用。蘇俄這些土
包子軍人在鮑羅庭走後，一下要擔起折衷的重任，政治手腕過於笨拙，以致引起了蔣氏的反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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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第二是汪蔣間權力的衝突。據在廣州的中共同志們的觀察，汪蔣在國民黨內的地位，因
歷史籍貫以及人事關係等等因素影響，顯然是各成一格的。汪自接替廖仲愷任黃埔黨代表後，
有時要與聞黃埔的事務，這就觸犯了蔣氏獨攬軍權的大忌；加之鮑羅庭走後，在對俄顧問的
立場方面、對國共關係、和處理軍事財政事務方面，他們間的歧見漸深。這些事在旁觀者看
來，固然各有是非；但其主因，仍在軍政兩雄之不能並立所致。
第三是國共關係的惡化。上面我已說過，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在黃埔內彼此
對抗，雙方磨擦有增無已，據中共廣東區委會的檢討，認為孫文主義學會的幼稚和偏見，固
毋待論；但青年軍人聯合會工作上也發生了不少的左傾蠻幹的偏差。不過蔣氏心目中並不相
信一向支持他的中共和青年軍人聯合會對他會有什麼異動，可是他對中共軍隊在各地國民黨
部和在工農群眾中的勢力日漸膨脹一點，不免側目。而且中共自成一組織，在軍中的黨員並
不絕對聽從蔣氏的支配，尤使他大為不安。中共同志們覺得蔣氏這次行動所要反對的主要對
象即使並非中共；事實上中共卻成了代罪羔羊。
三月二十日事變由於上述的原因，如此這般的發生了；使廣州的政局大為震動，汪系的
人物認為蔣氏的行動是違反孫先生的既定政策，破壞國民政府紀綱的；因而要求抑蔣以便使
汪能繼任艱巨。當時國民革命軍的六個軍，除第一軍以外，對蔣似有或多或少的不滿。客籍
的第二第三第六軍有些將領，覺得如果失去了汪的領導，他們更不能獲得與第一軍平等的待
遇。實力較雄厚的第四軍原系粵軍系統一脈相傳下來的，更有“浙江人外江佬排擠廣東人”
的反感。一般說來，受到打擊的汪氏是獲得較廣泛的同情；但因汪已不露面，群龍無首，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