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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明白了它所寄望於武漢左派者，無論在理論上或在實踐上，都成為笑料；它的代表魯易
更幼稚得可憐的授人以柄，以致一切都難於措詞了。中共中央既摸不清共產國際作何決定，
又不好貿然對外作何主張，顯然處於動輒得咎的窘境。當時瞿秋白以健康為理由，也表示要
到廬山去休養。陳獨秀先生認為莫斯科把事情弄糟，又無法善後；露出了消極的意向。其他
委員也有“屋漏偏逢連夜雨”之感。
至此，國共的分裂似乎只是時間問題了。馬日事變和唐生智等人的態度使汪精衛等傾向
於分共，魯易的怪行又供給了分共一個很好的藉口。那時汪精衛雖尚未喊出分共的口號，但
文章的路數已是顯明了；事實上也在逐步布置。他抓著真憑實據，振振有詞；他似乎不是蔣
介石的尾巴，也不是唐生智的應聲蟲，而是為了挽救國民黨而奮鬥。
馮玉祥表明他聯蔣反共的態度，使武漢政府的地位，更形不利；也逼使武漢的要人們步
蔣介石的後塵，實行分共。汪所標榜的和平分共和蔣的清共，在作法上與解釋上雖有不同，
但其為反共則一。國共關係的破裂，在國民黨看來，是對中共篡竊國民黨的一種制裁；在中
共看來，是國民黨人違反孫中山先生的遺訓，背叛國民革命的行為。無論雙方的看法如何，
一九二四年國民黨改組後的第一次國共合作，至此是已成尾聲了。
國共關係的全面破裂，緊隨著軍事形勢的演變而發生。這個時候，南京武漢和由陝西出
動的馮玉祥軍三方面對奉聯合作戰，節節勝利。五月十六日，張發奎部鐵軍首先在河南上蔡
擊潰奉軍的左翼，奉軍向黃河以北敗退。五月二十七日，馮玉祥部占領洛陽。六月一日，唐
生智部占領鄭州，張發奎部占領開封。六月二日，蔣介石部占領徐州。
在對奉作戰中，武漢的軍隊唐生智張發奎部出力最多，尤以張發奎的第四軍，衝鋒陷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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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以極大的犧牲，開創出對奉戰爭勝利的形勢。張部中共黨員較多，在這次戰役中犧牲甚大。
受張發奎指揮的賀龍部因有中共黨員周逸群等從事政治工作的協助，也在這次戰役中賣了相
當的氣力。可是，戰爭果實的收穫者，竟出乎鮑羅庭和加侖的預料，不是武漢，而是反武漢
的蔣介石。
河南戰役的作用主要是將馮玉祥軍從潼關接應出來，而馮玉祥這注琺碼此後竟然加在蔣
介石那方面，使寧漢這架天秤更失去了平衡。曾在北京煊赫一時的馮玉祥，原視奉張為寇讎；
主張革命內部合作，繼續北伐，消滅張作霖。等到他已出潼關，握有河南等省地盤；他就覺
得赤化之嫌，會不利於他的政治前途；軍事實力，才是可靠的憑藉。因此，他在政治上的選
擇乃偏向於蔣介石，這是意料中事。
在馮玉祥看來武漢已是一個朝不保夕的窮親戚。六月一日，四川軍閥中實力最雄厚的劉
湘，宣布就任蔣介石所任命的第五路總指揮之職，以楊森為前敵總指揮，聲言出師討伐武漢；
並獲得貴州軍閥周西成等的支持。而武漢方面自夏斗寅叛變後，長江上游的防務已是非常空
虛，現在又受著劉湘的軍事威脅。六月六日，江西的朱培德因蔣介石的壓力和汪精衛態度轉
向的影響，實行遣送中共黨員出境。在中共影響下的南昌國民黨市黨部、總工會、農民協會、
學生會等團體均遭軍隊檢查；中共黨員主辦的南昌《民國日報》亦被封閉。武漢政府和中共
遭受這些紛至沓來的打擊，更使善觀風向的馮玉祥覺得，沒有為人分擔痛苦的必要。
反之，蔣介石的勢力卻如日方中。譬如盤據山西多年的閻錫山一向在北方處於舉足輕重
的地位，在北伐軍光復武漢以後，他的代表即奔走於寧漢一帶，接洽投靠革命的事。六月六
日，閻錫山接受南京政府的任命，就國民革命軍北方總司令職，通電服從三民主義，這自然
大大增加了蔣的聲勢。而且閻錫山在馮玉祥看來，是一個最具實力的鄰舍，如果他與他的鄰
舍唱起反調，可能會有嚴重的後果。
馮玉祥在未出潼關以前，並未表明他的態度，他在武漢和南京都派有代表，一視同仁的
進行聯繫。他在武漢的代表是熊斌，在南京的代表是李鳴鐘。當時熊斌在武漢就向人表示過：
“我們同南京要甚麼有甚麼，可是向武漢要甚麼就沒有甚麼。”他的用意主要是指蔣能供給馮
所需要的金錢，而武漢則無力供應。
馮玉祥在出潼關以後，口裡喊的間或仍有“共產國際萬歲！”的口號，但實際上則已傾向
於反共了。他曾到過莫斯科求援；也在困難中直接得到了蘇俄的實際幫助；這自然是為了實
現他個人抱負之故。但時移勢易，他又覺得蘇俄的幫助，不僅已非必要，且將因此對外受到
打擊，對內自討苦吃。拋棄革命理想，改弦更張，是現實主義者必然的歸趨。在這一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