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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由上海發動了國民黨清黨運動，大規模屠殺中共黨員，並迅
即普及蔣氏勢力所及的區域。同時他掃除武漢政府在長江下游的勢力據點：如四月初，二六
兩軍之被逼撤離南京；四月二十日，宋子文的財政部上海辦事處，被蔣氏下令撤銷等。他更
進而在南京另建一個對抗武漢國民政府的中心。四月九日蔣氏由上海移駐南京，召集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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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中央會議，四月十八日正式在南京成立另一個國民政府。革命陣營內深刻的分裂，乃以寧漢
的對立著稱於世。
從中共的角度來看這些演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的確是太缺乏經驗和應有的警惕了。它
天真的執行著國共合作的政策，對民族統一戰線懷有過高的幻想。其實，軍人們的獨裁氣質、
封建保守勢力的頑固性、資產階級的反動性，和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都是中國社會結構的
特徵，在反帝的立場上，這些成份也可能表現出民族革命的意識，但在社會改革問題上，卻
是革命的阻力。而且中共不免從有利於革命方面來看問題，陷於自我陶醉的境界；既看不清
甚麼是國民革命所能容納的限度，也沒有深刻覺察蔣氏勢力的本質。
在上海克復以前，中共曾領導上海工人舉行過三次暴動。第一次是為了響應夏超在浙江
的獨立，發生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旋因夏超的失敗而中止。第二次又為了響應北伐
軍的占領杭州，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舉行暴動，惟以北伐軍未能即時向上海挺進，再告
失敗。到了三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北伐軍占領上海的前夕，中共才成功的組織了第三次由工
人暫時占領上海的大暴動⑨。
上海工人的這些暴動都是國共合作政策的產品。暴動的時間是由蔣氏的代表鈕永建根據
軍事進展情況所決定的，實際組織暴動則完全由中共負責。當時，國共雙方在上海所組織的
聯席會議的參加人，國民黨方面是鈕永建、吳稚暉等，中共方面是羅覺、汪壽華等。他們合
作得很圓滿，因為國民黨需要得著上海工人的助力，極力對中共和上海工人表示好感。中共
則以為上海工人多賣一分氣力，將來就可多獲一分權力，中共所企求的是克復上海後，能由
上海市民大會，選舉出一個市政府；而工人在市政府中能獲得適當的地位。在這個問題上，
鈕水建、吳稚暉等欣然同意，並曾予以保證。
上海被占領後，市民大會是召開了，市政府的委員也選舉出來了，可是國民黨的態度也
改變了。首先是國民黨方面的主要負責人鈕永建稱病不與中共代表見面，拒絕任何協商。接
著上海工商界選舉出來參加市政府的代表，也託詞不參加市政府的會議。中共則仍根據聯合
戰線的想法，在敦促那些不出席的代表們，積極參加市政的工作。誰知蔣氏到達上海以後，
不問國共雙方聯席會議的協議，聲言市政府並未經過他的委派和批准，是不合法的，並禁止
市民會議的集會。
這些事並未使中共發生足夠的警惕。武漢方面反蔣的作法是中共中央所已知道的；同時
共產國際也曾電令上海中共中央將工人的武裝埋藏起來，當然是料定蔣氏將有壓迫上海工人
的舉動，而工人是無法抵抗正規軍的壓迫的。可是，中共似是認為事情還不致惡化到這樣的
地步，因而不僅沒有遵行共產國際的指示，也沒有足夠的戒備。
恰恰相反，蔣氏的反共行動迅速而堅決。四月二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在上海集會，
由吳稚暉提出檢舉中共案，要求各地軍事領袖，採取非常緊急處置辦法，將中共黨員分別看
押監視。同時，蔣介石、李濟垛、李宗仁、黃紹雄等在上海總司令部舉行軍事會議，商討具
體辦法，以實現吳稚暉所提出的清共方案。三日，福州便有擁黨大會的舉行，通電主張肅清
跨黨分子等十六條。五日，蔣氏下令封閉總政治部的上海辦事處，並逮捕其中工作人員多名。
八日，蔣氏所任命的國民黨上海政治委員會正式成立，掌握了上海市的統治權。九日，國民
黨中央監察委員蔡元培等發表救國救黨通電，公開反對武漢。同日，國民黨南京市黨部被搗
毀；市黨部委員侯紹裘等同志被捕。在在都證明，蔣的反共攻勢是劍及履及的全面展開了。
當時，汪精衛與陳獨秀聯合發表的宣言，對中共中央還發揮了一些催眠作用。原在法國
養病的汪精衛經由莫斯科回國，恰於四月一日抵達上海。他曾與蔣氏及其老友吳稚暉、李石
曾、蔡元培等協商；蔣堅持立即驅逐鮑羅庭和清共。汪則主張在南京召開國民黨四中全會，
解決一切糾紛⑩。汪的此一主張，曾被吳稚暉等斥為拘泥於黨的法統，不能認清反共應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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