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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至今在共產國家中，似仍存在著。
我開始力理回國的手續，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我和我太太的假護照都辦好了。在這段
時間內，似乎我已恢復了我原有的地位，人們對我的態度顯然有所改善。共產國際交通處長
為我辦理回國手續甚為周到；早與我有交誼的沙發諾夫這時不再避嫌，常與我滔滔不絕的談
論中國問題；主管中國事務的馬加爾對我更是親善。
在我動身的前幾天，馬加爾邀我在他家中共進晚餐。他的住房，小巧精緻，頗有點西歐
紳士家庭的派頭。他向我多方解說：共產國際的任何人，對我不僅沒有誤會，而且很是器重；
希望我回國去放手工作，挽救中共的危機，共產國際將充分支持。這樣，我過專被人目為布
哈林派，右傾調和派和中大分裂派等等的嫌疑，似是一掃無遺了。
臨別馬加爾還問我：你回國工作，還有什麼困難和疑慮的地方？我想了一想，向他說：
關於擁護蘇聯一點，究應如何進行？他回答說：我想，各兄弟黨努力發展他們本國的革命，
就是擁護蘇俄的最好辦法；如果將擁護蘇俄當作一項單獨工作來進行，將使資本主義者誣衊
我們是蘇俄的第五縱隊。我答覆他：如果都照你這樣解釋，那就什麼問題也沒有了。
馬加爾是一位自命不凡的理論家，放言高論，有時如脫韁之馬，任意奔放。也許就因為
多言惹禍，據說他後來終於被史達林清算掉了。他被清算的消息，曾引起我許多的回憶，也
曾因此想起當時共產國際那些風雲人物，如柏金斯基等，多數都不知下落了。這些人曾為世
界革命，捧過史達林的場，但終於又被視為亂叫的討厭的烏鴉。
我行前的態度相當謹慎，從不流露出將有什麼雄圖，我以一個士兵自居，表示一切決照
共產國際的指示去奮鬥。也許就因為我這種態度，使我能順利結束了我在莫斯科兩年半的生
活，重歸我的祖國。
①南京政權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進占北京。
②宋慶齡那年赴莫斯科前曾在上海發表聲明書（一九二七年八月廿二日），同年九月六日在莫斯科又一
次發表聲明（兩聲明見宋慶齡著《為新中國奮鬥》第八頁至第十一頁及第十四頁至第十六頁—北京，人民出
版社一九五二年版）均曾說明這兩點。
③見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日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
第十五篇 從立三路線到王明路線
第一章 白區黨的團結工作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四中全會壓抑了立三路線，也嚴重的打擊了一班反立蘭路線的老
幹部，並使米夫的黨徒陳紹禹等掌握了中央的領導機構。陳紹禹（即王明）等這些留俄學生
中的布爾什維克，受著莫斯科政治氣候的影響，經由米夫的直接領導，在中共內部首先推行
陰謀詭計的兩條戰線的鬥爭，既反對左傾的立三路線，又將反立三路線的何孟雄等老幹部視
為右派，加以排除，結果造成了中共支離破碎的局面。他們由此出發，以莫斯科的教條，統
治了中共幾達五年之久，成為有名的“王明路線”。我於四中全會閉幕後約十天，到達上海，
為了挽救黨的危機，只有忍痛號召黨內團結。不久，中共的領導重心，又分散轉移到各蘇維
埃區去了。
我的太太也早已厭惡中大的鬥爭，很想早日歸國。一九三〇年聖誕節後，我們由魯克斯
旅社搬到一個秘密住所，搜購一些適用的衣物，從事改裝。我們居然得到兩張中華民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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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政府的護照，護照上用的是假名字，籍貫是江蘇，年齡相仿，註明系由德國留學返國。我們
依照這種身份，改裝得維妙維肖。我們雖未到過柏林巴黎等城市，但學習了那些城市的情況，
特別注意街道名稱、華僑住所和中國領使館所在地等等，以便應付查詢。我們這種做作，經
過一對招待我們的俄國年輕夫婦的考驗，認為合格，於是便踏上歸程。
我們偽裝由柏林動身回國，路經莫斯科，因我的太太患病停留了幾天，現在病癒才又從
莫斯科上車。一九三一年元旦後的幾天，我們坐著撬車到達車站，和普通旅客一樣，經過查
驗護照和換取車票等手續，搭上了東行國際列車的頭等臥車。一個俄國乞丐在車站上用俄語
向我們討乞，我們對他搖搖頭，表示完全不懂俄文，只給了他幾個“哥別克”了事。我猜想
這乞丐是奉命來試探我們，是否會在無意中露出形跡。
國際列車的頭二等臥車內，多是外國旅客，以日本外交官員為最多。曾有一個日本旅客
對我們這一對從莫斯科上車的夫婦，頗感興趣，想從攀談中獲取一些甚麼消息，但他沒有如
願以償。此外，臥車中另一位中國旅客，象北洋的官僚，似乎姓王—我已記不很清楚了。我
主動的找他攀談，我們時常在一道。他似是奉著“關外王”張學良的使命，到歐洲去有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