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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王明發表長篇演說，內容是莫斯科首腦部對於實施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次略的一些新見
解。他首先指出現在抗戰，中共便應主動的與之密切合作。他又說明中國抗戰的成敗，具有
國際的重要意義。如果中國能夠充分發揮抗戰力量，給日本以長期游離的抵抗，這將使日本
無力向蘇聯進攻，對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
他著重說明中共在民族嚴重危機中，與國民黨再度合作，不能抄襲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經
驗。這次的國共合作應力求其穩固與久遠，彼此互諒互讓互助。中共既是主動的與國民黨要
好，就要拋棄以往國共間的仇恨。如一個國民黨黃埔出身的軍官，掌握著軍隊的實權，可是
他過去也曾殺過許多共產黨人，我們應該將他的那份舊帳置之度外，與之真誠合作。因為只
有握有軍事實力的人，願意抗戰，抗戰才能長期繼續下去。
王明還從另一個原則來闡明這個問題。他指出中共不應自視為無產階級的政黨，這個舊
公式已不適用於今日。中共應更大膽的將自己當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政黨；它不僅代表無產
階級的利益，也代表所有人民和中國整個民族的利益。他說明這不是放棄階級觀念，而是進
取的精神，也是共產國際在第七次代表大會之後，要求各國共產黨，在反法西斯蒂的人民陣
線中，所應持的基本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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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他繼續說明國共兩黨在抗戰中，彼此在政治上的距離是縮短了；它們同是代表中國人民
的政黨，只是在社會問題上，彼此有急進緩進之分罷了。至於國共之間爭奪政權的問題，那
是遙遠將來的事，中共也應主動的把這個問題，推到抗戰勝利以後去。
王明這些話使毛澤東的神情，顯得有些尷尬，似是受到當頭一棒。他也許想到他以往所
發表過的言論和所做的一切，竟與莫斯科的見解大有出入。現在莫斯科，竟要他與國民黨形
成長期而鞏固的合作。
我當時覺得莫斯科這些見解，至少比毛澤東的那些主意要高明些，但王明沒有一句話說
到中國可以走民主化的道路，一切設想仍是站在獨裁立場上，來些策略的改變。莫斯科大致
不相信中共能夠在短時期內，獲得抗戰的領導 ，而莫斯科又需要中國的抗戰能夠拖住日本，
因而要中共與國民黨竭誠合作。
我們向王明問及國際的真實情況，大致著眼於中國抗戰能夠得到一些甚麼國際支援，英
美等列強與蘇聯是否能聯合起來干涉日本的對華侵略。王明表示並不樂觀。他說明日本正與
德意拉攏，形成國際間的法西斯蒂陣線。現在法西斯蒂的勢力很囂張，威脅蘇聯與中國的生
存；英美法等民主國家是否能夠拔刀相助，還是不可捉摸。這樣的國際形勢，便是莫斯科要
我們進一步鞏固抗日統一戰線的主要原因。
王明暗示這個策略上的變動很為重要，而且是出自史達林本人的意見。他曾當面問過斯
大林：中共與能夠當遵照你的指示與國民黨合作抗張，但你和共產國際過去對中共所做的指
示，是否仍然有效？史達林曾答以那些過去了的話，應束之高閣，不在理會它。（主要是指有
關中共獨立發展，與國民黨爭領導和進行鬥爭等主張。）
據王明表示，史達林的意見是要中共根據實際情況，自行努力，不必為共產國際關於中
國問題以往的公式所約束。史達林曾說：“中共現在需要游泳過一個很寬的海，不能有旁的選
擇，只能憑你們自己的努力，你們是否不會中途溺斃，那是他所耽心的。”
毛澤東聽到這裡，顯得面有得色。也許他想到史達林的見解，竟與他自己原有的見解相
反，這如何是好？現在有了依靠自己努力的原則，豈不是有了解脫的辦法。毛澤東以後批評
王明，只知聯合國民黨，犯了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而他的正確主張是對國民黨一面聯合，
一面鬥爭。後來毛澤東與王明間的鬥爭，從這次討論起即種下了禍根。毛的武器是強調馬列
主義中國化，依據中國實際情況行事，反對王明那種國際派邪說。
王明的這項政治報告，毛澤東、張聞天和其他的人一樣，都當場表示完全贊成，似乎他
們在洛川會議上所說過的“使蔣介石失敗”，“中共獨立自主”，“擴充實力與國民黨較量”等
等言論，都未曾說過似的。王明繼續討論其他問題，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拒絕與陳獨秀恢復
合作的問題。
一九三七年十月間，羅漢來到延安，他以陳獨秀代表的身份，與我們商談合作。羅漢是
我在五四運動時即在一起共事的老同志老朋友。他與毛澤東也有舊誼，後來脫離中共，成為
陳獨秀托派中一個重要角色。他這次和我會面，說到陳獨秀先生過去對中共的貢獻，兩個兒
子為黨犧牲了，陳本人又被國民黨判了十年徒刑，不久前才獲釋放，以及陳一直堅持社會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