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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六次大會以前，還希望與共產國際及中共中央改善關係，他之沒有來莫斯科出席大會，
也並非是表示決絕。不過，最近他的反應如何，我則不得而知。他從前確有能力辦一張像樣
的報，但他做了這麼些年的著名的中共領袖，其他的社會關係早已斷絕了，現在似乎沒有人
敢於支持他辦報。在我們看來，他也許不再追隨共產國際。但一般人看來，他仍是一個不折
不扣的著名共產黨員，因此，他之不能從事公開的政治活動，是很顯然的。至於他是否真有
另樹一幟的打算，也還是一個疑問。我和史達林的談話，都由瞿秋白翻譯，他一直沒有表示
自己的意見，這時史達林轉問瞿秋白，對這兩個問題，有沒有反對或補充的話，瞿秋白大致
表示贊成我的意見。史達林的神情，似對我的意見頗為滿意，也許他認為這兩個問題對於中
共今後的決策有重大的關係，因為前者的答案，表示中共還有一些非共產主義的同盟者，後
者的答案，表示陳獨秀並不能在中國作反對共產國際的有力活動。史達林之沒有否定布哈林
所說的，中共將來仍須與小資產階級平分政權的說法，和沒有指示中共加強反右傾，其原因
或許即在於此。
瞿秋白把話題轉移過來，逸向史達林報告了一些東方部最近關於中國問題討論的大要，
並說明他個人的見解，請史達林予以指示。誰知史達林卻淡淡的回答說：我認為中共第六次
代表大會的決議已經夠了，現在我沒有什麼新的意見。史達林這樣一句簡單的話，使瞿秋白
反右傾的調子，不能不大打折扣。
於是，史達林轉而表示中共的布爾什維克化，應首先學習馬列主義，他眉飛色舞的敘述
他少年時的故事，瞿秋白在那裡聽得出神，顧不得翻譯給我聽。史達林大體說到他少年時，
在窮鄉僻壤中，過著極艱難困苦的生活，直到三十二歲的那一年，才得到馬克思《資本論》
的第一冊，他如何在警探環伺的環境中，偷讀這本“聖經”。後來又如何千方百計找到《資本
論》的第二三兩冊，和一些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他花好幾年的工作，熟讀這些書籍，
才真正的懂得一點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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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我們經過三小時的談話之後，我覺得史達林倒是一位頗具風趣的現實主義者，並不如外
間想像的那樣猙獰可怕。可是，他的演繹邏輯是夠冷酷的，任何人對共產黨一有不滿的表示，
就會被目為反共，在街上見著就可能要抓人，即對多年共過患難的同志，也不例外，像陳獨
秀這樣的老同志、如有不滿，也被認為會走上反革命的道路。這是心理變態，也許是過於自
卑。
幾天之後，史達林的中國問題三人委員會，向共產國際提出了一個給中共中央的指示，
其內容說明中國革命正處在兩個高潮之間，不可過份估計新的高潮的迅速到來，因而要中共
中央繼續執行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決議各點。東方部又依據這個指示信的要點，就中共蘇維
埃區的經濟問題，對待俘虜問題等，分別作了單獨的決議和指示。如經濟問題，反對當時蘇
維埃區域強迫訂定物價的辦法，主張隨市場價格的變動，予以適當的調節，對俘虜要採取優
待辦法，對土匪要採取儘量爭取的方針，這些，都是米夫和中共代表團的共同作品，對於後
來中共蘇維埃運動的發展，是很有幫助的。
史達林對中國問題雖仍能持較穩重的態度，但對俄國問題則一意孤行。他在一國建設社
會主義的理想之下，銳意發展重工業，不顧一切條件的限制，企圖在短期內使蘇俄由一個貧
窮而落後的國家，變成強大的工業農業國，他那時正由反托洛斯基主義和反布哈林右派的運
動中，形成個人獨裁的無上權威，他的粗暴的蠻幹作風，也風行於各國共產黨。
就俄國問題上看來，史達林較之託洛斯基，不僅他是俄共的正統，而且他的主張也是當
時所需要的，並得著較廣泛的支持。他的勝利是在反托派的鬥爭中奠定起來的，從此俄共中
央權力大為加強，史達林也可以為所欲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托洛斯基、季洛維夫被開除
黨籍，托派秘密小組織被宣布為黨外的反革命的組織，一九二八年九月已被放逐到西伯利亞
的托洛斯基，又被驅逐出國，在反托派鬥爭的過程中，俄共內部就養成了壓迫反對者的狂熱，
這在反布哈林右派的時候，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了。
在史達林與布哈林的爭論中，真理並不一定在史達林方面，當時，布哈林等似從未獲得
機會公開表示他們的見解，即就俄共中央所發布的一鱗半爪的公告來看，也不能說明布哈林
真正有甚麼可指摘的錯誤。
據俄共中央宣布，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三個俄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因徵購糧食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