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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都是“進士”、“舉人”出身的各京曹，所以充滿了衙門的氣味。宣統元年（一九○九年）十一月籌辦
分科，設經、法、文、格致、農、工、商七科。民國成立，改稱為北京大學，由嚴復、胡仁源先後任校長，
至民國五年（二九一六年）胡仁源赴美，始由蔡元培繼任校長。這是中國一間最早由官辦的正式大學。
② 康有為的《大同書》在一九一三年陸續刊登於《不忍雜誌》，主要主張為破除國界、毀滅家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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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消私有財產，以進人類於大同的世界，這在當時不能不說是最急進了。中華書局有單印本。
第六章 “救國第一”
歐戰期間，日本獨霸東亞侵略中國的野心，日甚一日的付諸行動。它為了實現一九一五
年的二十一條要求，多方干預中國內政、企圖在北京製造出一個親日政府，這使擾攘不安的
中國政局更行混亂，也使中國人民的反日怒潮洶湧澎湃起來。新文花運動以內部革新為主要
標誌，也曾引起新舊之爭，反日則是當時愛國運動的主要內涵，又使人們不計思想分歧，趨
於團結。“救國第一”的呼聲喊了出來，成為五四運動的前奏。
袁世凱雖然死了，但他所培植的北洋軍閥勢力，依然統治著北京政府。段祺瑞繼袁世凱
而當權，其資望實力不如袁世凱，而專橫跋扈則殊不少遜。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四日，段祺瑞明令對德奧宣戰。這件事他與日本早有默契。日本企圖
在共同參戰的名義之下，進一步控制中國。段則企圖在這一名義之下，擴充他的軍事實力，
以獲得財政上的支持。一九一七—一八年間，段氏先後向日本借款近一億五千萬元，借款條
件於中國極端不利。
當時一般青年憤恨日本的侵略，對於段祺瑞的親日賣國行為，尤為切齒。可是他們目擊
現實政治的混亂腐敗，多表示鄙薄不願與聞，即對孫中山所領導的國民黨，也因其內部混亂
及反日面目的不夠鮮明，不寄予甚大的希望。雖然青年們覺得反日愛國為不可放棄的天職，
可是沒有組織，發動不起來，甚至有些人懼怕會因此捲入現實政治漩渦中去。一部分青年從
事新文化運動，也有不多談現實政治的傾向。
一九一八年五月七日，留日學生因抗議中日東京會議所簽訂的《中日兩國防敵協約》，
被日本警察逮捕多人，激起一千多個留日學生罷讀歸國的事件。其中一部分人回到北京，痛
陳在東京受辱的情形，引起北京學生的廣大同情。少數熱心同學發起，在北大第三院舉行學
生大會，聽取歸國留日學生代表報告，並商討響應辦法。五月廿一日，北京各大學一千多學
生和少數天津學生代表結隊向總統府請願，反對這一協約的簽訂。同時以反對向日借款、取
消二十一條、收回山東權益等為請願的更廣泛目標。這次請願是十分溫和的，類似康有為的
公車上書，由四個代表捧著請願書，恭而且敬的求見總統。我們大隊學生則在新華門外肅靜
等候；既沒有人演說，也沒有標語口號，市民也不知道學生們在做甚麼。這次請願毫無結果，
四個代表並未見著徐世昌總統，僅由其秘書代見，答應將請願書轉陳。四個代表步出總統府
向大隊約略報告數語，大伙兒也就跟著朝回走。當時我身歷其境、真是覺得太不夠味。幸好
有一位天津學生代表郭隆貞女士在總統府門前大哭大鬧一頓，表示抗議，才顯示了一點熱烈
的情緒。
因為受了那次請願的刺激，我和少數熱心分子常向同學大聲疾呼的指出：北京的學生死
氣沉沉，有類於冷血動物，愛國熱情固比不上留日學生，甚至比之天津一個中學女生郭隆貞
也大有遜色。這種說法普引起大批同學的共鳴。然而當時北大同學對於救國的意見並不完全
一致，大體有三種看法：第一，不少同學主張由愛國人士逐漸展開活動，獲得人民支持，將
來這些愛國者能進入國會，掌握政權，形成政治上的新風氣，救國才有辦法。第二，醉心新
文化運動的人物認為還應當加強新文化運動，才是救國的正當途徑。第三，一般急進的同學
們，包括我自己在內，則認為應當從事徹底革命，推翻親日派的統治。同學們往往成群的聚
集在寢室里辯論這問題，而我的房間也是這風暴的一個中心。結果大致得到“救國第一”的
結論。我們認為救國運動是全體同學應該參加的，救國高於一切，從最守舊的人，直到最急
進的無政府主義者都應一致奮起“救國”。
既然要救國，就要組織一個團體，發行一種刊物，作為行動的第一步。當時這種組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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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的想法頗為流行，不少有抱負的青年人都想藉以一試身手，登高一鳴，於是我和一些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