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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文件於六月十日通過之後，我即於六月中旬被派往北京。我的使命是與李大釗等同
志謀得政治上的協調。我攜帶了一卷中共對時局主張的印刷品，交給李先生，向他說明原委
並與之商討。他毫不遲疑的表示同意；並說前些時候他曾認為好人政府是一個可行的辦法；
但現在時局的發展顯得不可樂觀，直系的曹錕別有懷抱，他的左右更想捧他做總統，連吳佩
孚都受到排擠，那裡說得上廢督裁兵？所以上海中央這種主張是正確而合時的。
當李先生與他的那些主張好人政府的朋友們在一個會議上會面的時候，將我交給他的印
刷品分送給這些朋友們。當時即有人說到仲甫（陳獨秀的號）老愛標新立異，現在又在唱反
調；但有些人經過一番考慮之後，也覺得好人政府將難收效，仲甫的主張不能說是無見地。
李先生將上述這類反應欣慰地告訴了我，並說他曾向他們指出：這不是仲甫先生一個人的意
見，而是連他自己在內的一個新興的集團的慎重主張，因而才特別分送給大家看，希望獲得
諒解。這樣，中共的主張開始在他們中掀起了一些波浪，有些人從此對中共表示同情，也有
些人從此與中共分手了。
在北京全體黨員的會議上，我報告中央慎重發布這一對時局主張的意義，到會者都表示
擁護。一般較年青的同志更是特別左傾，他們對好人政府不寄予任何希冀，而且認為中共中
央的態度還是不夠徹底。在他們看來，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不能革命的，中共應自為主體，放
手大幹。這次會議通過了決議，一致支持中央的立場，在北方群眾中進行宣傳，以期打破一
切依據現實企圖改良的幻想。同時這次會議也決定了利用目前北京較自由的空氣，要求勞動
立法，廢除治安警察法，組織反帝國主義大同盟，從事反帝國主義的活動的具體辦法。後來，
北方同志們的這些活動也收到了相當的效果。
我在北京耽擱了約一個星期，又回到了上海，將經過情形報告中央。中共中央根據黨章
每年舉行一次大會的規定，正在積極籌備第二次代表大會的舉行。
恰好在這個時候，蔡和森、向警予等同志被法國驅逐回國。他們兩夫婦受了歐洲共產主
義運動的影響，成為虔誠而熱烈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既曾受到法國政府的壓迫，又與主持
當時勤工儉學事宜的李石曾、吳稚暉等發生過爭吵，因而滿懷憤恨，準備回國來大幹特干一
番。劉少奇、袁達時、陳為人等留俄學生也在這時從莫斯科回到了上海，他們受過共產國際
的相當鍛鍊，都準備在中國的實際工作中一顯身手。
他們對於中共中央所發表的第一次對時局的主張，雖一致贊成，但也覺得有些不滿足的
地方。蔡和森首先指出這個文件並未將中國無產階級和其先鋒隊的中共的作用完全表明出
來。他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不會有法國革命中法國資產階級所能起的作用。中國是一個半殖
民地，中國工人應聯絡廣大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形成反帝國主義的革命聯盟。
他們在國外的時候，總以為中共的工作必定是十分虎虎有生氣，那知回國一看，事實上
卻是相當鬆懈。他們對於黨員的政治見解不盡相同的一點最感苦惱；開始強調我所主張過的
統一意志和思想訓練的重要。他們覺得我所主持的工人運動比較合乎理想；要求其他的工作，
尤其是政治活動，要向工人運動看齊。
陳獨秀先生很重視這些從外國回來的同志們的意見。他表示從國外歸來的同志能增加中
共的新血液，又可糾正國內同志那種受環境影響的散漫心理。他同意由第二次代表大會草擬
另一個宣言，來補充前一個文件的不足。
中共第二次代表大會開會期間已屆，但預定到會的李大釗、毛澤東和廣州代表都沒有如
期趕到①，使會期展延了幾天。第二次代表大會終於七月十日左右在上海成都路一所中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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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央所租的房子裡正式開幕了。
當時中共黨員人數是一百二十三人，但這次到會的正式代表卻只有九個人。陳獨秀、李
達和我三個上屆的中央委員是當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支部的代表，高尚德是北京代表，
包慧僧是武漢代表，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的代表是施存統，此外還有一位上海代表、一位杭
州代表，名字我記不起了，一共九人；非正式代表列席會議的有張太雷、向警予等人。
這次大會首先聽取中共中央的報告。陳獨秀先生報告中央工作的概況及所發表的政治主
張；我報告遠東勞苦人民大會的經過、工人運動狀況及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的情形；施存統
報告第一次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等的決定。大會花了一整天的時間，聽取和討論了
這些報告，決議追認中共中央工作及其所發表的時局的主張，以及勞動、青年兩次大會的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