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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工人和近郊農民曾舉行盛大的示威遊行，向國民政府請願，進行北伐；並要求維護工
農利益。黃埔學生並無代表參加，蔣介石將軍在黃埔設宴招待兩大會的全體代表。他在會上
發表言論，仍是他一貫的革命口吻，但三月二十日的陰影猶新，與會人員的情緒，並不如何
熱烈。
當時一切重要政治問題，都由蔣介石、張靜江和鮑羅庭三巨頭秘密商談進行；即一向居
間的譚延闓似也沒有參預其事。鮑公館門前的盛況，已大不如昔。從前各要人都來他這裡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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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教，現在他卻要移樽到半身不遂的張靜江的行館，向蔣介石、張靜江請示。
大約是五月二日，鮑羅庭約我再度會談。他稱許我過去一段期間的言論和行動，認為是
恰當的，同時收到了挽回時局的實效。他表示將遵循我的路線前進，並希望我多方面配合。
鮑羅庭口頭雖然這樣表示，但事實上他與我的想法並不相同。他的首要著眼點，是要彌
補蘇俄與蔣介石關系所曾造成的缺陷；至於國共關係和汪精衛的去留似都成為次要的了。他
將三月二十日事變的責任，推在中共中央身上；以挽救他和莫斯科搖搖欲墜的威信。他的這
種方針，支配了他此段時期的一切行動。
在我們那次會談中，鮑羅庭曾分析三月二十日事變發生的原因。他表示蔣介石將軍不過
是一個中派，孫中山先生本人也只是一個中派；都同樣具有強烈的反共意識。即使孫先生健
在，也要採取某種步驟來限制中共的活動。他這種說法我覺得是有疑問的。我問他是否認為
三月二十日事變，是絕對無可避免的？又是否認為中共在國民黨內合作這一政策，必然要碰
壁？他似乎無法自圓其說，因而改口說：“孫中山先生在世，如果要限制中共的活動，大概不
會採取三月二十日那種方式。”
鮑羅庭轉而向我直接表示：現在的中心問題是俄國人會不會被逼離開廣州，他引證香港
方面的宣傳，如“廣州當局要驅逐當地所有俄國人”、“實行分共”等等傳聞。胡漢民也確正
式提議過要將他扣留起來。凡此種種，都足以證明帝國主義者和右派人物，正處心積慮要將
中、蘇和國共之間的關係加以破壞。
鮑羅庭根據當時情況，認為如果我們的處境，並不象帝國主義者和右派分子所希望的那
樣惡劣，就應該設法彌補，即使是權宜之計，也算是我們的勝利。他坦白表示，莫斯科在理
論上和實際上都支持中國國民革命，並已與國民黨建立了友好關係；如果因三月二十日的事
變而有所損害，莫斯科對內對外，都將無法交代。因此，莫斯科一直是在設法沖淡這一事變
的嚴重性，期望我們能設法挽救。
鮑羅庭這些話道破了當時他自己和莫斯科處境的尷尬；他除了又一次大耍手腕之外，似
乎再沒有甚麼真工夫了。我以同情的態度問他有甚麼高明的辦法，他想了一想回答說：“現在
說空話是無補時艱的；惟一可以指望的東西，是我口袋裡還有一些草。”我笑著問他：“請問
鮑顧問口袋內這次帶了多少草來？你這樣措詞，不怕引起人家的反感嗎？”他對我笑笑，並
不置答。
在我們那次談話之後，鮑羅庭展開行動了。他首先採取打擊中共中央來重建他個人威信
的手法。他約集中共廣東區委會全體委員舉行會議，在會議上他發表了演說，指摘中共中央
前此所採取的退讓政策之不當。他說明一九二五年底中共中央在上海與國民黨孫、葉、邵等
會談所達成的協議產生了不良影響。這些行動給反共的國民黨人士作了一種暗示，使他們覺
得，即使他們對中共採取反對和壓抑的措施，中共也會逆來順受的。，這間接鼓勵了三月二十
日事變的發生。
鮑羅庭這種分析，意圖將釀成三月二十日事變的責任，歸咎於中共中央的“退讓政策”。
至於現在他所要採取的退讓步驟，則辯稱是不得已和暫時性的。他還聲明這只限於過去經驗
的檢討，並非根本反對中共中央的領導；並特別要求廣東區委和我密切合作，以期一致應付
當前的局勢。
鮑羅庭的言論，獲得廣東區委多數同志的支持。作為中共中央的代表，我曾當場重申中
共中央聯絡中派孤立右派的一貫政策，並指出此一政策並非為導致三月二十日事變的真正原
因。但廣東的負責同志多以不宜廣泛討論為理由，將我所提出的問題擱置下來。會後，張太
雷向我解釋，道出了鮑羅庭在這一件公案上所運用的苦心。他說三月二十日事變的發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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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說是絕對不能避免的，但我們自己（指共產派全體）至少也有部分責任。如果歸咎於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