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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公園柏樹林中，幾位知心的朋友，圍坐在一張茶桌的四周，他們都是社會主義青
年團團員。我向他們說，在共產主義運動剛開始的時候，工作千頭萬緒，必須有人犧牲一切，
一心一意的去干，才能望其有成。接著我告訴他們目前經費困難的情形：李大釗先生每月已
拿出百元上下，他家境清貧，可說已盡了他最大的力量，我們不應再增加他的負擔；上月長
辛店學校的開辦費和經常費以及本月赤字的一百五十元，十九都是由我籌措的。我這個各處
走動的人，家中每年寄來的三百元早已用光了，現在除挪藉以外，自然只有典當度日。我們
又不肯隨便用人家的錢，例如梁善濟①曾表示願意幫助長辛店工人子弟學校經費三千元，這
雖是出於他的善意，但他是研究系的首領之一，我們為保持工人運動的純潔起見，婉詞加以
謝絕了。這件事是在座的高尚德所知道的。根據這些情形，我反問他們：“我的典賣東西，
乃是由於工作的需要，有甚麼值得大驚小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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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他們聽了後一致動容，向我表示既然情況如此，為何早不提出討論？我說，李先生和我
都想等到工作有相當頭緒的時候，再提出來討論。於是他們都表示願意立即分擔經費的責任。
有的拿出五元，有的拿出十元，當場就湊了幾十元交給我。不久經費問題就在共產黨小組和
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會議上提出討論，規定各位同志按月都要量力捐獻若干。
從此，經費的事情由李大釗先生負責處理，情況比較穩定。除他自己和一般同志們捐獻
的以外，也向我們認為可以接受的同情者們去籌集一些。如北大的李辛白先生每月捐助二十
元，俄文教員柏烈偉一次捐助了一百元等。這件事毋需我去操心，我可以專心到各處去發動
工作、如天津、唐山、南口等地的職工運動都由我去接洽，先後發動起來，而專心從事工運
的同志也由於我的影響漸漸增加了。長辛店的職工運動比其他各處進行得更為出色。那間工
人子弟學校成為工人經常會聚的場所。工人們放工以後，三五成群，甚至帶著小孩，來到學
校聽講時事或閱讀報紙，也有唱戲、談天的。
為了工人子弟學校的事，李實忙得不可開交。他態度和藹，又極有耐性，工人們找他問
長問短，要他代寫家信或其他文件，要他做他們的醫藥顧問，還要他為他們排解家庭中和其
他各種糾紛，他都樂意地照做。工人們還發生爭吵，學校就成了評理的地方。工人們有籍貫
上的幫口的不同，如天津幫、德州幫和本地幫等等，還有職業上的區別，如司機與生火，機
工與學徒，工匠與小工等等；彼此常常發生歧視和職業上的競爭，尤其彼此間債務的糾紛最
多。李實處理這些事情大都是很恰當的，因而獲得工人們廣泛的信任，而這間學校也就成為
他們生活所最需要的地方了。
這間學校最初名為工人子弟學校，附設有一個工人補習晚班。後來工人參加補習的人數
增加起來，因而改名為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於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舉行成立儀式，表示慶
祝。中共黨員吳汝明參加學校工作，幫助李實擔任教員職務。不久，李實因事他往，吳汝明
便接替了他的全部工作。
我每星期去長辛店時，常到工人住所去訪問，關心他們的生活狀況。他們每天從早上六
點工作到下午六點，除了吃飯和必要的休息時間外，每天至少要工作十小時，有時還要加二
小時到三小時的夜班，兩個星期只有一天的休息。尤其成問題的是工資低微，一個低級的工
匠每月工資九元，學徒還要少得多，至於三十元的月薪，只有工作多年的老工匠才能拿到，
六十元的月薪則是火車司機和少數技工的特別待遇了。他們平均的工資不過是十五六元左
右，這種收入迫使他們把生活水準降得很低。
此外，他們感覺最痛苦的是小雜貨店的剝削，這些小雜貨店都是工廠里的管工和監工們
開設的。工人們向這些店裡購買日用必需品，而工資要到月底才能發放，所以工人多半按照
改入的比例先向雜貨店賒帳。久而久之，工人每月的工資就都由那些管工與監工們代領去抵
償積欠。欠帳每月尚須加付至少百分之十的月息，本利累積下來，欠帳日益增多，每個工人
都成了雜貨店的債務人。欠幾十元的工人算是情況較好的，通常都是欠帳百元以上。有一個
名叫張德惠的工匠在廠里做了幾年工，欠帳高達一千幾百元。這樣，工人們便無法脫離管工
和監工的掌握，一旦債主不肯再賒，就等於宣布他們的死刑，這是他們最恐慌的事。
我深切同情他們的遭遇，問他們為甚麼不組織工會和辦理工人合作社，來維護工人自己
的利益。可是他們多數對於這一點抱懷疑的態度，有的表示他們規規矩矩的做工，為什麼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