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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工作。其餘的委員多分赴各地指導工作。
“二七”失敗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已不存在了，召集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的準備工
作，就成了我們職工運動委員會的中心任務；目標在於建立全國總工會，以統一全國工運的
領導。
此外，中共中央曾計議要增設軍事部和農民運動委員會，但因無適當人選，擱置了一個
時期。在“五卅”以後，先成立軍事部，由我兼任部長。農民運動委員會則遲至一九二六年
春才組織成立，這是後話。其他如婦女運動委員會等機構的組織與工作也都擴展了。社會主
義青年團在一九二五年二月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已改名為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人數擴
展至九千人，其中百分之三十為青年工人；此外則多系進步的知識分子，尤以青年學生為多。
它的中央組織與工作自然也同樣的擴展了。
中共這許多中央機構在上海地下存在著，自然要注意保密，於是中共中央開始建立了“交
通”制度。各機構之間和各負責人員之間的聯絡，以及由外地來上海接洽工作者的招待、財
物的運送等，均由交通人員負責。中央秘書處的交通人員也就因之日漸增加起來，由數人增
至十數人乃至二三十人。
組織日益擴展的中共，在眾民廣土的中國，固然仍不過是一隻“小麻雀”，但五臟確已俱
全；因之，它的革命雄心已勃勃然而興了。當孫中山先生在世的時候，中共的首腦們總覺得
孫是老資格，須讓他領先。現在孫已去世，而國民黨右派正極活躍；馬君武、馮自由等已另
行組織國民黨同志俱樂部；於是中共中央認為革命的統一戰線的建立，已到了刻不容緩的時
候了。
實現這種雄心的首要條件是中共自身力量的壯大。因此，中共中央及其地方組織都在積
極研究：如何徵求黨員、如何增強它的領導力量、如何統一工會的領導和擴大少共的組織等
等問題。當時中共廣東區委會已有了軍事部和農民運動委員會的組織，中共中央自愧不如，
急起直追，積極商討如何在北方軍隊中展開活動，並將河南等地的紅槍會轉化為農民協會等
等。一般說來，中共這時奮鬥的目標，是力圖壯大自身，以增強其在國民革命中的份量。
但在發展的過程中，中共也產生了內部的困難。當時，中共內部政見的分歧雖然縮小了。
但在組織問題上，卻滋生了紛擾。彭述之等要求繼續擴大中共權力，主張中央集權。他們缺
乏實際工作的經驗，往往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條，來為自己的主張辯護；指責一般實際工
作者忽視組織原則，保持著一種落後的“手工業式”的工作方法，不了解馬列主義的理論，
而依據一些零碎的經驗行事。
彭述之等這種見解在黨內得到有力的支持。首先是陳獨秀先生左袒其說。陳先生這時是
得心應手名符其實的“家長”，他沒有了一九二四年五月擴大會議時那種愁眉苦臉的樣子，而
且初期的反對黨魁制的議論也聽不見了，似是要百尺竿頭再進一步，成為無限權力的黨魁。
此外多數留俄、留法歸來的同志，如在中央秘書處工作的王若飛（留法）、組織部秘書尹寬（留
法）、少共書記任弼時（留蘇）、上海區委書記王一飛（留蘇）、上海區委組織部長羅覺（留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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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等，都或多或少的附和彭述之的主張；而且他們也時常捧著陳獨秀先生的招牌發號施令。
不同意彭述之這種見解的，則是黨內大多數實際工作者，他們不贊成中央過份的集權；
主張黨員在中央決定的原則之下，應有較多的活動自由。他們要求根據各地實況，來運用馬
列主義的原則。他們指斥彭述之等是不懂實況的書生，只會背誦馬列主義的教條，專拿“中
央指示”的大帽子來嚇唬人。
中央委員中蔡和森、瞿秋白和我都支持後者的見解；尤其是我，常表示過份的中央集權，
會扼殺一般同志的活力，因而被視為“實際工作派”的首腦。當時李立三、劉少奇、鄧中夏
等，與少共中央委員惲代英等以及眾多的地方組織的同志，都或多或少的支持這種觀點。
李立三尤其反對彭述之的作風。他是個熱情奔放的漢子，只求工作實效，不慣組織的約
束。他所主管的上海工運工作也多採取速戰速決的行動。對於工作方案，要經歷上海區委、
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和中央工作會議屢次的商討，許久才能解決，表示不耐煩。他老是以“急
待解決”為理由，要求舉行聯席會議或另行指定一個行動委員會來處理。他更不願聽那些馬
列主義的說教，認為坐而論道只能貽誤事機。他在上海工運中進行工作時不用說服的方法，
而採取強迫的手段。他認為根據實際情況的行動是最重要的，甚麼“中央集權”、“一知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