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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通用的語句，自由而確切的表達作者所見，又便於多數人閱讀，比之文言文的多所拘束，
好像是文字上的一次放足運動。當時胡適謂為“活文學出現”，陳獨秀更高舉文學革命的大
旗。這樣就展開了新舊文學的大論戰。
我在北大同學中是最先擁護新文化運動的一個。我這個一年級生，最初是埋頭於功課，
成績還算優良。我和當時的許多青年一樣，以不甘落伍、力求上進的新時代青年自命，除了
功課而外，還經常愛讀《東方雜誌》、《大中華》等刊物，希望從此探究出一些救國治學的新
門徑。一九一七年春我看到了《新青年》，一眼就覺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內
容，覺得的確適合當時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時喜出望外，熱烈擁護，並常與反對者展開爭論。
當時同學中尊重孔子學說、反對白話文的還占多數。無條件贊成新思潮、徹底擁護白話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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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一冊
雖占少數，但他們具有蓬蓬勃勃的熱烈精神。新舊之爭，就在課堂中、宿舍里到處展開著。
在爭辯之中，守舊論者的論據漸漸動搖起來了，不少的同學陸續轉變到贊成新文化運動方面
來。新文化運動在北大就這樣一步一步的站穩了它的陣地。
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日漸擴大，所提倡的科學與民主，風靡一時，是繼康有為的大同學說
②、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之後，又一高舉起來的革新旗幟。《新青年》的發行數量也增多了，
每期出版後，在北大即銷售一空。一九一八年十二月陳獨秀又主辦了另一政治性的新型刊物
——《每周評論》；一九一九年一月，北大同學傅斯年、羅家倫等出版響應新文化運動的《新
潮》月刊。這在當時被視為《新青年》的兩個衛星。此外，上海、北京等地有些著名報刊也
在響應這一運動，而各地新生的小型文藝刊物和文學團體也開始滋長起來了。
社會主義運動也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而活躍起來。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產生較早，其活
動亦較為顯著。一九○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李石曾、吳推暉、張靜江等就在巴黎創辦了中文
的《新世紀》周刊向國內宣傳無政府主義，後來蔡元培也成為其中的要角。到了一九一七—
一九年間，在北京、廣州等地，無政府主義者的活動增加起來了，其所發行的小型刊物頗為
流行。他們保有無政府主義者的各種特色，也積極支持新文化運動。此外，一九○六年同盟
會的《民報》曾發表過朱執信節譯的《共產黨宣言》；同時，宣揚社會主義的文章，也往往
見之於其他小型刊物。辛亥革命時江亢虎曾組織“中國社會黨”從事政治活動，後來因遭受
壓迫，漸漸默默無聞。經過一段消沉時期，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歐戰告終，俄國革命的影響
進入了中國，社會主義的思想才重新抬頭。當時《每周評論》、《新青年》和上海的《星期評
論》等刊物常登載一些介紹馬克思學說和同情俄國革命的文章。
新思潮像一股洪流到處泛濫，也侵入到我的家庭。我到北京以後，每星期都將我閱讀過
的報刊和少數新書郵寄給我的父親。後來我所寄去的書刊就多是《新青年》這類的東西，其
中甚至有無政府主義者的刊物。我還常寫信向我父親鼓吹新思潮。父親保持了約一年的沉默，
來信中絕不表示關於這方面的意見。後來他終於開腔了，信中長篇大論的反對新思潮，尤其
譏諷白話文，並主張保存國粹。這樣就引起了我們父子間各執己見的辯論。
新舊衝突不僅限于思想方面，還演化到具體的事實上來。一九一七年春，我家庭代我訂
了婚。這是我祖父的主動，父母只是贊成而已。他們依照習俗，代我找了一個門當戶對的未
婚妻，事先並沒有徵求我的同意。我曾去信表示反對，大意是：那個成為我未婚妻的女子也
許是很合適的，但我根本不認識她。後來，在我與父親通信辯論新思潮問題的時候，又提出
這一問題，並堅決主張解除婚約，這使父親大感困難，這僵局後來由我親戚從中調解，婚約
終於解除了。
我父親於一九一九年春來到北京。我每星期都去看他，照常送給他一些書刊。彼此敘起
家常來一樣是很親熱的。父親知道我已是一個活動的急進分子，常在慈愛的顏色中表示不以
為然的神情，但不再提起解除婚約和新思潮的問題。父親在北京住了一個短時期即離京南下，
我送他到車站，並誠懇表示：父親素來是謹言慎行的，兒子卻願與舊社會宣戰。父親為了立
身處世的方便，對兒子的所作所為不妨採取不負聯帶責任的態度。
父親聽了這些話後，表現得有點難過，保持沉默。我們父子就這樣告別了。
① 京師大學堂系北京大學的前身，創設於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由孫家鼐第一任的管學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