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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的赤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知道蔣介石氏已由張學良護送回南京，
便立即將原駐紮在保安的中央機構，向延安遷移。這件事，中共中央早有準備。乘此西安事
變剛結束之時，不動聲色的建立起立足之地。
延安雖是一個縣城，但地居陝北的中心，城內外的房屋與窯洞，足供中共中央各機關之
用。這裡對西安和各地的交通都很方便，而且有一個小型飛機場，張學良與周恩來的來往，
就曾多次利用這個飛機場。當我們這些中共要人，從那不成樣子的保安遷到延安時，心胸都
大為開朗。一般人都認為延安市大有可為的地方，有人說，延安是一個歷史名城，邊防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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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有的人更說，這裡可以招兵買馬，廣攬四方豪傑。
延安為中共占有，是它在西安事變中一個重要的收穫。西安事變發動後，中共中央即應
張學良的要求，將紅軍主力，移向西安附近前線，與張學良、楊虎城部隊互相銜接。結果紅
軍循延安通西安的公路前進，以洛川為總司令部駐地，部隊分布在洛川以南的前線，延安便
成為紅軍的主要後方。延安以南的各縣，仍歸國民黨西安省政府管轄，只是延安似是由於張
學良的。默契，交由中共自有處理。
延安自從中共中央遷入以後，就一天天熱鬧起來，主要是很多的青年男女學生，成群結
隊，不斷的步行而來。也有一些抗日親共人士，搭乘少得可憐的汽車從西安來。他們都把延
安作為革命聖地，他們對國民黨南京政府，有相當大的反感。他們主要指責國民黨對日不抵
抗，也不容納他們有參加抗日的機會，因此他們寄希望於中共。但他們對中共的內情全然不
知。就因為這些新客人之來，致使延安的住屋不夠分配，後來中共不得不撥出大批房屋，交
與抗日軍政大學①來收容他們。此後中共中央機構遷到離延安遠遠的鄉村，並新建了許多窯
洞。
我多次同這些外來者接觸，大半都是個人交談，而談話的內容，也多是有關時局的某些
具體片段。我參加過文藝晚會，欣賞抗日歌曲和各種文藝表演，也曾參觀那些年輕人的體育
活動等等。我覺得，他們比之“五四”時代的青年更實幹。他們的抗日熱情，使我對抗日局
勢，有更生動的了解。直到現在，我還能記憶對當時抗日局勢所作推測的大致輪廓。我認為
日本侵略中國，已引起美、英、蘇等國的不滿，他們同情中國，以各種方式支援中國抗日運
動。國民黨南京政府，亦有可觀的進步，向著中國統一方向前進了一大步。國民黨勢將奮起
抗日，因已到了非干不可的地步。從這些年輕人的表現看，中國形形式式的派系和人物，大
體可以聯合一致抗日。我對抗日抱樂觀態度，因此，對毛澤東等所給與我的種種磨折，就忍
受下去了。
此外，遷到延安的中共中央，經濟生活上的困厄也獲得相當程度的解救。紅軍駐紮在陝
北邊區以南地方，可以在駐地就食，延安歸中共以後，其控制區域大為擴展，糧食也就成問
題了。中共要人們，也不再像在保安一樣，不是前方軍隊供應告緊，就是後方需求短缺，他
們每天都為小米和菜蔬而奔忙。中共管理經濟的人員，也轉移了他們的注意力，直向西方等
城市搜購醫院衛生材料、機械用品和零件，以及紙張文具等等，當時這種經濟上的解脫，使
人們都愉快輕鬆起來。
中共的要人們，對當時這些收穫，曾加以大大的誇張和宣傳，在這種樂觀氣氛之下，中
共和紅軍內部各種隱憂，都給掩蓋起來了。而且中共的要人們，都相約不要將紅軍二萬五千
里長征以來的種種挫敗與損失、紅軍裡面紀律頹廢和中共內部的爭執、以及對國共合作抗日
未可樂觀等等，向那些熱忱抗日的青年宣洩，以免影響他們對中共的向心力。
除以上所說這些欣欣向榮的表面現狀之外，中共中央內部許多事卻在暗中進行和演變。
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似因一、四兩方面軍間的爭執和對立已不存在，因此沒有人用中央政
治局的名義，也沒有再舉行過會議。處理西安事變時，各巨頭多採取協商的形式，反覆討論，
頗費時間，使首當其衝的毛澤東頗感不耐。雖然我曾表示惟毛的馬首是瞻，但他仍然感到不
滿足，非集大權於一身不可。因此在這緊急關頭，一方面許多事急需處理，另一方面中共中
央的組織又相當零亂，毛澤東便趁此時機，多方面混水摸魚，已達其個人獨裁的野心。
毛澤東先把軍權集中於一身。當時紅軍主力，由彭德懷以前線總指揮的名義，率領著赴
西安前線，毛利用這個時機，把中央軍權包攬過來，一切由他直接發電指揮，因而剝奪了總
司令部的指揮權力。這些事，當時都偷偷摸摸進行。總括一句，是不再讓任總司令的朱德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