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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是青年軍人聯合會為中共黨員所包辦，遇事又大出風頭，引起了國民黨人的妒忌，因
而親共的汪精衛、廖仲愷等人，也不得不准許他們攪這個新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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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八月二十日，廖仲愷被刺事件震動了整個革命陣營。中共中央認為這是廣州局面的危機，
顯系右派顛覆國民政府的陰謀；主張嚴厲鎮壓。稍加分析，中共中央即認為廖是國民黨左派
的真正重心，能團結汪蔣等人，不管在黨員中、軍人中和民眾團體以及一般人民心目中都有
很好的信譽，因此右派選中他來謀害，是要去掉眼中釘，取消聯俄容共，進而根本破壞國共
合作和國民政府。但我們也覺得鎮壓只能制止右派繼續破壞，根本之圖，還是要注重團結國
民黨內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孤立右派，使之不能為害，才能穩定革命的陣地。
廖案發生後，國民政府根據鮑羅庭的提議，組織了一個特別委員會，由汪精衛、許崇智、
蔣介石任委員，負責處理廖案。從此，廣東政府的最高實權，也就由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
轉移到這個特別委員會手上了。而且胡漢民的弟弟胡毅生及其親信林直勉、朱卓文等均有刺
殺廖的嫌疑，林直勉並因此被捕，胡漢民亦被軟禁在黃埔。不久—十月二日胡並被派赴俄考
察，實際等於放逐。
該年九月間，許崇智屬下的鄭潤琦、莫雄等部隊，涉嫌勾結陳炯明軍，企圖叛變，於同
月二十日為蔣派軍隊包圍繳械。許本人旋於二十三日辭職離粵；於是三人特別委員會再變為
汪蔣合作的局面。
廣東方面這些重要的變化，中共中央初因廣東區委會缺少報告，並不詳細知道其中內幕。
而上海不少國民黨人又紛紛謠傳：這是中共分化和破壞國民黨的行動；還有省港罷工委員會
已成為第二政府；廣州即將實行共產統治等等謠言。中共中央由於不明內情，苦於不能拿出
反面事實加以闢謠。
直到九月間，胡漢民被派赴俄已成定局，中共中央才接到鮑羅庭方面的簡單通知，說明
為了穩定廣東的政局，胡漢民必須離開廣州，已決定用國民黨代表名義，派往莫斯科出席共
產國際的會議。他希望共產國際能留住胡漢民，不讓其歸國。我們看了這個通知，首先覺得
鮑羅庭的用意，顯然是要求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表示支持他的主張。
這件事曾使威金斯基大傷腦筋，他曾在中共中央會議席上表示，如果胡漢民真是刺廖的
主謀者，就應在廣州依法懲辦；至少也要將他的陰謀公布出來，以揭穿他的真面目，否則就
不應軟禁他。現在鮑羅庭居然同意派他到莫斯科去，將使共產國際難於處理。
同時廣東區委會來的報告中，描述廣東的情況，也和鮑羅庭一樣，稱汪蔣合作之局為“革
命的專政”。這個報告也說到右派的力量仍是很大的。戴季陶那本題名為《中國革命與中國國
民黨》的小冊子，在黃埔與一般國民黨人士中，流行甚廣，影響亦大，勢將釀成新右派。廣
東省委否定國民黨內有廣大中派存在之說，要求中共只與國民黨左派團結，共同推進革命向
左發展。
鮑羅庭和廣東區委會的這些觀點，首先引起了陳獨秀先生的強烈反應。他認為在廣東的
同志們忽視了整個反共陣線的力量；他們偏處廣州一隅，企圖以一部分革命軍人、省港十幾
萬罷工工人、和二十幾萬有組織的農民來對抗整個帝國主義、北方軍閥和一般反共勢力，顯
然是犯了低估敵人實力的錯誤。
廣東問題在中共中央展開了討論。有人譏諷所謂“革命的專政”是離開階級觀點的自我
欺騙；有的說連胡漢民也無法處理。不得不求助於共產國際，還談甚麼“革命的專政”；有的
說如果在這個“革命的專政”的名詞之下，將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套作風和中國的帝王
思想以及軍人驕橫的惡習混為一體，那就糟糕了。
中共中央討論的結果，認為無論廣東發生了甚麼事情，國民革命在基本上仍應建築在廣
泛的民族戰線上，因而不能忽視民族統一戰線和聯絡中派的策略；絕不能因為五卅運動和廣
州的種種事變而改變初衷。事實上在國民革命運動中，如果強調革命專政，無異與統一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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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背道而馳。同時，就中共中央立場說，廣東的左派領導能否站穩，亦端視乎能否實施
統一戰線的策略而定。
這樣，中共中央與廣東同志之間，就有了重大的歧見。十月間，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擴
大會議（我個人因事留滬未參加），鑑於黨員人數當時已發展到一萬人，大家都強調應脫離國
民黨獨立發展。陳獨秀先生為了避免國共之間的磨擦更形尖銳，和保持中共一向的政治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