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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色妥了一個新的住所。劉少奇夫婦已被派往內地工作去了；從此，我也不知道這位共事多
年的密友的行止。一別近十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我們在延安重逢的時候，他已是中共白區
秘密工作的巨星，也是我們老友中寥寥無幾的人物之一了。至於他的太太何葆貞，自從那次
分手以後，不久便被國民黨殺害。許白昊的太太秦怡君仍和我們夫婦住了一個短時期，也被
派到內地工作去了，後來她因所受刺激過甚中途離開了黨。我們同住在那個招待所的同志們，
就這樣各奔東西了。
我們夫婦搬到北京路附近一個商業區的里弄房子裡。這個區域很少政治人物的蹤跡，距
離中共的各機構也很遠，比較安全。中共中央僅有一個交通員知道我的新住址，他也是我與
中央間的唯一橋樑。項英是我的密友，常到我家裡來。我們之間有一種“互助公約”，即是遇
到有被捕危險之時，儘先互相通知互相援救。我們夫婦很喜愛這所新居，準備就在那裡安定
住下來，做一名“亭子間的作家”。
不料我們在那個新居住了約三個星期，又因一項意外事件，不能不再度搬移。有一天下
午二時，項英匆匆跑來告訴我，兩個鐘頭以前，上海區委書記羅覺在他的秘密辦公處被捕了。
這個突然發生的意外，可能是我們內部有奸細告密，有波及整個中央機構的可能石我的住址
雖只有一個交通知道，但他是新進同志，如果他被捕了，難保不泄露出來。項英恰在那時找
好了一個沒有任何人知道的新住址，他要我們夫妻暫時在他那裡躲藏起來，等情況弄明白了
再作計較。我們到達項英的新住址之後，他就出去打聽消息。
當天晚間，項英回來又告訴我們，羅覺的被捕果然是由於奸細告密，而且牽連極廣，據
捕房的消息，今早有一個能說德語英語的漂亮女性，自動去找捕房政治部的負責人告密；她
自謂她手中有三百五十多個共產黨員的名單和地址，其中多數是參加南昌暴動的人物；只要
捕房答應給她一張出國護照和五萬元美金，讓她到她所願意去的國度，並替她保守秘密，她
就可交出來。她願意先報告出羅覺的地址，要捕房立即去逮捕，以證明她所說的話是真實的，
此後，雙方再履行條件，完成這樁買賣。捕房依照她的話行動，果然抓住了羅覺。
項英還說到捕房如有逮捕同志的行動，中央大致能在半小時之前獲得消息，因而避免了
不少的損害。但這次羅覺的被捕，事前毫無所知，現在中央已經查實了，那個告密的女人，
便是賀芝華；正在設法將賀芝華手中的名單奪回來，並消滅這個告密的“口”。我聽了項英這
個驚人的報告，曾慨嘆的向他追述一段關於鄧演達、章伯鈞等在武漢時期懷疑賀芝華的忠誠，
甚至企圖將她當作張作霖的偵探來槍斃的住事。可惜周恩來沒有接受我的忠告，仍然信用何
家興、賀芝華這對寶貝夫妻，以致釀成今天的大禍。
我和項英曾就這件事作竟夜的長談。他說起許多連我也不完全清楚的事。他指出中央的
秘密工作做得很壞，而且對保密工作也不夠重視。現在機關龐大，數目又多，開會的次數頻
繁，占時又久，往往十幾人聚在一起開上半天的會。文件增加了，傳遞的手續又非常煩復，
那裡像是地下工作，簡直是官僚的排場。就像賀芝華這樣一個不重要的職員，手頭竟積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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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百五十名以上的黨員名單，這是過去從來沒有的事。以往從陳獨秀起這類重要的負責人，也
不會知道這樣多同志的姓名和住址。現在，不僅發現了賀芝華一人是奸細；許多新進的同志，
多未經過考驗，就參加機密，也是萬分危險的。
項英認為中共的組織之所以沒有遭受更重大的摧毀，主要是敵人工作效能不夠；而周恩
來所做的情報工作的成效，也是原因之一。他詳述周恩來情報工作的內容。一九二七年四月
十二日清黨以後，我們有些同志偽裝反共，混進了陳果夫所主管的反共特務機構，其中有三
個同志竟擔任陳果夫機構中的秘書、科長等重要職務，李克農就是其中之一，因此，陳果夫
逮捕同志的機密，大多事先為我們所獲悉，但日子久了，陳果夫就由懷疑而開始肅清內奸；
那些隱藏的同志只好溜之大吉。從此，我們在國民黨特務機構中的內線工作就失靈了。
周恩來自南昌失敗後重返中央，繼續主持情報工作；他主要是指導顧順章的特務部，進
行租界捕房的情報工作。顧順章原系青幫的活躍分子，憑他的精幹，建立了各種情報線索。
捕房方面每逢有逮捕中共黨員的行動，他用賄賂的方法，往往在行動的半小時或一小時之前
就購得消息。這次羅覺的被捕，顧順章事前不知算是情報工作最大一次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