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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答覆自然不能使陳獨秀先生滿意，他仍認為這是抹煞中共中央地位的明證，因而中共中
央與馬林之間再度陷於僵局。
陳獨秀先生幾次拒絕了馬林要與他會晤的要求。他在那裡籌謀撇開馬林，獨立進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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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劃。他指責張太雷擅自服從馬林的差遣為不當，他也沒有召集中央的會議來從長討論。
他表示讓他作一番準備之後，再行開會切實研究。我看見這種各走極端的情形，除盡力做些
工人運動以外，也不願多表示意見。
這樣拖延了兩個多星期，到了八月下旬，張太雷從日本回來了，他先來看我，說：“李
達和周佛海寫介紹信要我去東京找施存統，可是他們又暗中寫封信郵寄給他，叫他不要理睬
我。”他認為如果那位素未謀面的施存統果真不理他，那他在東京的任務就無法達成；而且
自身也將因此陷於險境。他接著向我敘述，幸好經他向施存統詳細解釋後，施反將李、周兩
人寄的信給他看，並且領他去訪問日本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山川均、堺利彥等人，面交了共產
國際邀請他們派代表出席的密函。他們已經答應派代表出席，他的任務總算是完成了。我聽
了他的話，頗為生氣，衝口道：“豈有此理，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請你在這裡等一會，我
去質問李達和周佛海去！”
恰巧李達和周佛海都在陳獨秀先生家裡，我輾轉找到陳先生處，向李、周二人說：“你
們為何寫信要施存統不理會張太雷？你們知道這樣做可能發生的後果嗎？”陳先生搶著回答
說：“是我請他們寫的，怎麼樣？”我又毫不客氣的答覆：“如果是你的主意，那就更糟了。”
接著說明：馬林和張太雷固然都犯了擅自行動的錯誤，然而我們不應當因此就使張太雷在東
京陷入險境，萬一因為我們的阻攔使日本沒有代表參加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或者張太雷
因施存統的不理睬而為日本警察所注目，甚至因此暴露這一秘密，我們將何以自解？
陳先生也氣憤地向我說：“你更錯了，你為何向馬林提出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計劃和預算，
而且對於工作人員還規定薪給，等於僱傭革命。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的，所有黨員
都應無報酬的為黨服務，這是我們所要堅持的立場。”我冷笑著回答：“我看你雖然不贊成無
政府主義，卻脫不了無政府主義的影響。”陳先生更生氣了，追問說：“我怎樣是無政府主義
者？”
為了回答陳先生的問題，我索性說了一大篇道理。我說我們的見解總有些矛盾，我們擁
護共產國際，也願接納它的幫助，卻又不願向它提出工作計劃。我們承認共產國際的代表是
我們的顧問，卻又不願他有任何的指導和具體的幫助。我們自己沒有錢，今天籌到了，明天
又如何？工作是要向前發展的，所需經費是會隨著增加的；如果沒有必需的經費，一切將成
為空想。黨的工作人員最低限度的生活費用須無顧慮，才能專心致力於工作。怎見得一個黨
員向黨拿了少數的生活費用，就成為僱傭了？
他們三人聽了，都陷於若有所思的沉默中。我又說到在大會中和大會後許多事情都是我
經辦的，我承認有時性急顧慮不周，但仔細檢討自己，我對李漢俊所採取的態度並未失之過
激。即與李達和周佛海有些看法不同，但我相信都是為了共同的事業，就事論事，並無意氣
之爭。我也不喜歡馬林的自大態度，但他是一個先進的共產主義者，對我們的事業會有幫助。
如果我們不過於重視他的態度，原是可以和他共事的。我們不見得有充足的理由向共產國際
表示他不適宜擔任這個代表的職務。
這些問題以前大家都藏在心中，從未痛快的發泄過，經過我這次坦率說了出來，陳先生
有些感動，他以模稜的口吻說：“這樣說來，那還得仔細考慮一下。”我表示這些大問題不妨
慢慢談，只是張太雷還等在我的住所，他就要去見馬林，應當如何向他解釋一下。陳先生向
李、周問起：“你們寫給施存統的那封信是如何措詞的？”李、周二人經此一問覺得很難答
覆，都站起來準備告辭了。我只好說：“還是由我先去嚴囑太雷，不要向馬林提起這封信的
事。最好陳先生再約太雷來談談。”他們三人對於這個處理辦法一致表示接納。
這算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的大爭吵。在上海的同志們知道了這個消息，頗引以為憂。張太
雷只知道我們曾經爭吵，但不知道其結果反使我們之間的意見趨於接近。他遵照我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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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將這封信的事轉告馬林，也許在他們的談話中，他曾流露出我和其他中央負責人有些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