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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所有持有土地使用證的農民，可以自由使用土地，但不得出租或出賣。
硬性規定土地不得出租出賣，擬是這次大會土地決議的一個重大缺點。不待說，土地是
農民的主要財產，如果不能自由出賣或出租，這就使土地的使用價值大大打了一個折扣；而
且分得土地的農民也會覺得他雖可以耕種這塊土地，但是不能自由處理它。不准出賣或出租
土地的理由，主要是不讓農民重行失去土地和產生新的地主富農，但這種經濟發展的自然趨
勢，又是不能抑制的。事實上，當時分得土地的農民還是有些違反這種決定，私自出租或出
讓這種土地使用權。
在剝奪地主富農的政治權利上，我們倒採取了有彈性的政策。一般來說，地主富農是打
擊的對象，大會強調不讓地主富農分子混跡於蘇維埃和紅軍之中，但對於出身地主富農家庭
而在紅軍中有戰功、或系中共黨員蘇維埃工作人員而有工作成績的，則視為已經革命化了，
屬於例外，不受歧視。其餘擁護蘇維埃和土地革命的，縱然是出身於地主富農家庭，也可享
有普通公民的權利。
大會在縮小代耕制度的範圍上也有具體的決定。一個農家的壯丁因參加紅軍去了，這一
家的耕作能力失去了或減少了，因而需要鄰近的農戶為之代耕。但現行代耕辦法是很混亂的。
大會規定這種制度僅限於優待紅軍戰士，而且多數是帶補助性質的，換句話說，戰士家屬的
勞動力仍須用於耕作，代耕者僅居幫忙地位，並非全部代耕。代耕者與被代耕者之間，必須
互相商定何地何時需要補助勞力，以免浪費代耕者的勞力和適合被代耕者的需要。至於蘇維
埃工作人員和地方武裝人員（即不脫離生產者），概不得援用紅軍條例要求代耕，但獎勵他們
與各農民間的換工互助，已解決他們缺乏勞動力的困難。
此外，我們還制定了統一的農業累進稅，取銷過去實行過的徵收和借貸餘量等不正規的
辦法。農業累進稅規定每一農戶平均每人所收穀子在四擔以下者，免徵租款；全戶所收穀子
超越這個基數一擔至三但者，征百分之八，循此累進直到收穀子超過基數四十五擔者，征百
分之四十三②（如五口之家收穀子二十擔者，免徵；收二十二擔者，征一斗六升，約為全收
獲量百分之點七三；又如收四十五擔者，規定征百分之三十五，即九擔二斗五升，合全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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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量百分之二十強；再如收七十擔者，則須征二十一擔五斗，約為全收穫量百分之三十強）。至
於雜糧的收穫則免徵或減征，富農按比例附加百分之五，軍屬烈屬則減征或免徵，均另有規
定。
這次黨代表大會舉行時，鄂豫皖區各領導機構都實行改組。大會選舉了一個中共鄂豫皖
區省執行委員會，委員人數為二十餘人，除原特委會委員大多聯任省委員外，還提拔了約半
數的工農幹部擔任省委，京漢鐵路工人劉琪，當地農民領袖高俊亭等就是這次被選舉出來的。
沈澤民被選為省委書記，徐立清郭述申分擔宣傳組織兩部工作。省執委會的常務委員會則由
書記及宣傳組織兩部部長，以及蘇維埃幾個主要負責人王平章鄭位三周純權等組織而成。常
委會之下，除宣傳組織兩部外，還設有秘書處職工婦女委員會等等。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鄂豫皖區軍分會也同時改組，並改名為鄂豫皖區軍事委員會，直隸
中共鄂豫皖區中央分局。委員為：張國燾、沈澤民、蔡申熙、徐向前、曾鍾聖、王平章、鄭
位三、徐立清、郭述申、鄺繼勛、周純權、陳昌浩等。我任軍委會主席，蔡申熙任參謀長，
陳昌浩人政治部主任。紅四軍改由徐向前任軍長，曾鍾聖任軍政治委員。原任紅四軍軍長的
鄺繼勛，調任第七十三師師長（初名第十三師，不久改為第七十三師）。原任軍政治委員的余
篤三，調任蘇維埃政府工農檢查委員會主任。
中共鄂豫皖區中央分局的委員人選幾乎與軍委會的委員是相同的，它只是一個決策機關。
我任中央分局的書記，直接指導鄂豫皖省委會和軍事委員會兩個主要機構工作，，不另設置執
行機構。中央分局的任務原是很廣泛的，須在長江以北發展黨和蘇維埃的組織、正規紅軍和
游擊部隊，但事實上它的工作始終沒有走出鄂豫皖區的範圍，因而顯得相當空洞。
我們的組織雖然龐大起來，但我們的組織力量還是很薄弱的，我們的人手也十分缺乏，
每個負責幹部都兼任幾個職務，工作過於繁忙，黨員的文化水準十分低落，我們的決議到達
縣一級的組織，便往往停頓下來，各鄉村黨和蘇維埃的組織，甚至看不懂上級的決議。知識
分子極感缺乏，命令的下達往往需要上級的委員步行到各鄉村去，鄉下級負責人詳加講解。
這樣，工作效率很低，決議的執行也要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