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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條”，都是廢話。
在當時幼齡的中共，一切都是為了急赴事功，因而這種歧見未致演成嚴重的爭執；但後
來中共內部的一切糾紛，卻多少與最早的這種分歧有關。不僅武漢時期的中共內部紛爭是循
著這個脈絡而來的，即後來米夫派的王明、秦邦憲等，也多少繼承著彭述之的衣缽，而後來
毛澤東的“馬列主義中國化”，則與當時的實際工作派，可說是一脈相承的。
①第四次代表大會當選的中央委員的名單，我已不能完全記憶清楚。只記得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
蔡和森、瞿秋白、譚平山、彭述之、羅章龍、項英、王荷波等十人是當選的。其中李大釗、羅章龍二人，當
時在北京，譚平山在廣東。
②漢冶萍工會是由安源煤礦工會、漢陽鋼鐵廠工會、大冶鐵礦工會聯合組織起來的，為當時長江中部一
帶的主要工會。
第二章職工運動的復甦
由於工會組織的恢復，一九二五年春各地的罷工事件日益增多；而這年二月間上海日本
紗廠工人的罷工，又是“五卅”運動之前，罷工規模最大的一次。
在列強之中，日本在華工業是首屈一指的，它利用不平等條約的特權，在中國境內開設
了各種工廠。那時日本在中國境內所設置的紡織廠，共有四十一所，在上海一地即有三十七
個廠。紡織業間的競爭相當劇烈。日廠資本既雄厚，又有不平等條約為護符，不惜採取降低
勞動待遇的手段，來維持和增加利潤；同時對中國民營的紡織廠；積極進行吞併和排擠。這
些事首先引起紡織工人醞釀反抗，也引起中國工商界的憤怒。
日本紡織廠中資力最雄厚的是“內外棉株式會社”，它在中國有十六個廠；其中十一個在
上海。中國工人在“內外棉”做工的境況之慘，簡直如處地獄。工人分日夜兩班，每班每天
工作十二小時；眾多的女工和童工，每天平均工資不過一角多一點（約五分美金）。他們的食
宿條件，壞到難以形容。管理工人既嚴格周密，額外剋扣工資的事件，又層出不窮；打罵工
人，更是司空見慣。進而發明了一種獨特辦法來榨取利潤；它利用中國人民的困窮和大量失
業，招收大批男女童工，設立集中營式的訓練所，名之為“養成工”。以這種“養成工”制度，
用來對付反抗力較強、工資較高的男女成年工人，因此，成年工人之被淘汰者，日益增加。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內外棉”第八工廠傳出大批成年男工被開除的消息，引起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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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騷動，並發生逮捕和毆打工人的事件。二月九日，工人開始罷工；罷工的主要口號是“反對
東洋人打人”；罷工風潮迅速蔓延到二十二個在上海的日本紗廠，罷工人數達四萬餘人。
這次罷工具有反日的性質，獲得上海各民眾團體，如學生聯合會等的支持。二月二十五
日，上海總商會出面調停。日本廠方接受了“不得無故打人”等四個條件，罷工才告結束。
這次罷工雖未獲得全部的勝利，但上海紗廠工會的勢力，卻迅速膨漲起來（日本紗廠工人加
入者增至九千人）。此後，日本紗廠中繼續發生一些勞資糾紛和工人反日的舉動，終於釀成了
五月十五日內外棉第七廠，日籍職員殺死工人顧正紅的事件；這一事件便成為“五卅”運動
的導火線。
我於三月十六日到達上海後，同志們向我談起這次罷工的壯烈經過。我以前一直認為紗
廠工人多系童工和女工，團結力較弱，組織工會和進行罷工困難多端。現在居然出現了可觀
的成績，足見職工運動已有了新的生機。
我曾親到滬西紗廠區去考察，看出同志們頗能利用已往的經驗，尤其是我在長辛店發動
職工運動以來的經驗。中共上海區委會在紗廠工人密集的地方，設立了一些工人補習學校和
工人俱樂部等，團結了不少工人。這些學校和俱樂部大多數由青年知識分子負責領導，其中
上海大學學生劉華就是最能幹的一個。在二月間的罷工中，紗廠工會組織尚未健全，罷工工
人在“反日”的口號之下，曾採取阻攔女工童工上工的手段，這是李立三根據安源路礦工會
罷工的經驗所表演出來的傑作。不過這種兼用強迫的方法所可能產生的不良後果，在當時尚
未為人重視。
我曾和一些工人談話，他們大都表示：“反對東洋人打人”是天經地義的，每個中國人都
應當贊成。即使是知識較低的女工童工，一聽反對東洋人的話。也均義憤填膺。我認為這是
上海職工運動的一個新的動向；這種工人的經濟鬥爭，加上民族主義的因素，發展確具無比
的活力。
延擱了兩年的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終於一九二五年五一節在廣州舉行了。這次大會的